文｜Faye

 

美国传奇大法官金斯伯格之死，对于整个美国来说是巨大的损失，但对于正愁连任砝码不够的特朗普而言，却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按照目前最高法院保守派对自由派5比4的局势，若特朗再成功提名一位共和党保守派大法官，最高法院将无疑成为保守派的天下，甚至会改变大选结果。

 

要知道2000年大选，小布什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戈尔的对决中，由于对选票问题存在争议，差点引发总统竞选危机，最后还是由美国最高法院作出判决，小布什才得以顺利登上总统宝座。

 

即使后来有媒体报道称，如果当时法院批准戈尔要求佛罗里达州重新计票的请求，或许最后当选美国总统的就是戈尔了，但最高法院在大选中所起的作用是任何机构都无法比拟的。这也是为何特朗普与共和党参议员们极力推动在大选结束前提名新任大法官的原因。

 

事实上早在金斯伯格去世前，特朗普就对这个至关重要的大法官席位虎视眈眈，还列出了20多个候选人名单。上周五，金斯伯格去世的消息公布没多久，特朗普便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参议员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商量由谁来接任金斯伯格的空缺席位。

 

9月21日，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更是直接表明，他目前已拟定了一份包括5人在内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名单，将在25日或26日宣布最终人选，以填补已故大法官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的空缺。

 

根据特朗普提供的名单，有机会成为新任大法官的候选人中包括芝加哥第七巡回法院的艾米·科尼·巴瑞特（Amy Coney Barrett）、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大法官芭芭拉·拉戈阿（Barbara Lagoa）以及第四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法官艾莉森·琼斯·拉辛（Allison Jones Rushing）等。

 

这些候选人无一例外都是共和党内部一致看好的人选，特朗普还直言不讳地称她们是“优秀”且“非常聪明”的年轻人。在大选进入白热化阶段的背景下，谁最有可能成为特朗普最中意的大法官人选呢？

 

 

1、艾米 · 科尼 · 巴瑞特（Amy Coney Barrett）

曾担任斯卡利亚助理，公开质疑过 ” 罗诉韦德案 ” 判决

 

现年48岁的芝加哥第七巡回法院法官巴瑞特，算是目前呼声最高的候选人。

 

巴瑞特出生于1972年，从小生活在一个温暖的大家庭里，她的父亲迈克尔·科尼（Michael Coney）是壳牌石油公司（Shell Oil Company）的律师，母亲琳达（Linda）是家庭主妇，家里共有七个孩子五个姐妹、一个兄弟，自己是老大。

 

或许是从小受到父亲职业的影响，大学时期在完成了自己的文学梦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巴瑞特便子承父业走上了学法的道路。这位不折不扣的学霸，不仅以全额奖学金在巴黎圣母大学法学院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之后还成为了母校的法学教授。

 

毕业后的巴瑞特运气也不错，先是遇到了人生的第一位伯乐——时任美国哥伦比亚巡回上诉法院的劳伦斯·席尔伯曼法官，之后又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的助理。而且在工作中都得到了两位法官的一致好评。

 

这两段职业经历，既对巴瑞特的政治主张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巴瑞特在法律进阶路上提供了有利的背书。值得一提的是，巴瑞特的这两位恩师均以保守闻名，斯卡利亚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信徒，素来反对堕胎，被称为保守主义法律运动的“旗手”。

 

作为这两名保守派法官的“得意门生”和七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七个孩子中，有两个是从海地收养的，还有一个孩子患有唐氏综合症。），巴瑞特在堕胎问题上也一直持保守立场，曾因公开质疑最高法院关于堕胎的 ” 罗诉韦德案 ” 判决而遭到民主党攻击。

 

基于她在保守派法官界中的良好口碑，2017年5月，巴瑞特获特朗普提名进入第七巡回上诉法院，并于2017年10月获参议院审议通过。据了解，当时参议院在投票过程中，还有3位民主党参议员投票支持她的提名。她也因此迅速成为了宗教保守派基层的名人。

 

所以从时间线上来看，巴瑞特和特朗普也算“老熟人”了。而且早在两年前，特朗普考虑退休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的继任者时，巴瑞特就已经是保守派人士十分看好的候选人之一。

 

虽然特朗普最终还是选择了提名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但之后他又在媒体采访中表示，他下一次的选择将是巴瑞特，并暗示留下巴瑞特是为了将来让她接任金斯伯格的大法官席位。

 

至少从9月21日，巴瑞特前往白宫与总统会面后，特朗普及其身边人士对她赞赏的态度不难看出，这位候选人甚合共和党人的口味。据《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与她共度了一天的大部分时间，后来告诉同事，他喜欢她，据接近该进程的人士认为，她越来越有可能成为他的选择。”

 

对特朗普的候选人名单表示赞赏的反堕胎政治流派苏珊·B·安东尼·李斯特（Susan B. Anthony List）的主席——马约里·丹嫩费尔斯（Marjorie Dannenfelser），评价说：“她是一位杰出的法学家”，也是一位能够将反堕胎观点带到法庭上的“完美”的大法官候人选。

 

这一点恰恰是大多数天主教共和党议员们支持她的主要原因之一。包括她对奥巴马《平权法案》中主要条款持反对意见，也与特朗普的十分契合。《纽约时报》甚至认为，巴瑞特已经成为保守派人士在美国政府极具文化影响力的象征。

 

另外考虑到大选因素，特朗普需要的大法官不仅要和他统一战线，还要对他大选有帮助。巴瑞特身为中西部的天主教徒，无疑将有助巩固特朗普在重要的“铁锈带”及五大湖区的票仓。

 

巴瑞特的优势显而易见，但她缺点也很明显。一方面，从她的法律执业经验来看，在所有候选人她的资历是最浅的；另一方面，由于她的政治观念尤其在堕胎权方面非常保守，也很天主教，因此自由主义者、进步主义者和一些害怕被剥夺堕胎权的女性可能不会给她投票，甚至会导致特朗普失去原有的妇女选票。

 

2、芭芭拉·拉戈阿（Barbara Lagoa）

有助特朗普拉拢佛罗里达州拉丁裔选民

 

相比巴瑞特，另一位热门候选人拉戈阿和特朗普关系虽然没那么熟，但由于她特殊的出生背景，被视为可在大选中助特朗普一臂之力的最佳人选。

 

拉戈阿于1967年11月出生在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在古巴裔美国人聚居的海厄利亚长大，她父母都是在古巴革命之后逃到美国的古巴人。尽管幼时的生活经历并不那么美好，但拉戈阿记得父亲被迫放弃的“律师梦”，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

 

她不仅于1989年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的文学学士学位，还在1992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而且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期间，她还担任了《哥伦比亚法律评论》的副编辑。

 

从学历背景来看，拉戈阿和巴瑞特似乎有些相似之处，但拉戈阿的从业经历和巴瑞特相比，则显得没那么出彩。在巴瑞特已经成为美国大法官得力助手的时候，拉戈阿还在佛罗里达州南区做律师助理。直到2006年，她才被任命为该州第三地区上诉法院法官。

 

到了2019年，拉戈阿终于迎来职业生涯的巅峰时期，先是在1月份被任命为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法官，成为佛罗里达州的首位拉丁裔女法官。8个月后，她又被特朗普提名为美国第十一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

 

《华盛顿邮报》报道说，跟随拉戈阿职业生涯的同事，朋友和学者称她为“安静而合议制，具有敏锐的政治本能。” 她在美国最高法院的提名获得了广泛的支持。佛罗里达共和党人。拉戈阿和她的丈夫在佛罗里达州的法律和政治圈中建立了“多年的商誉。”

 

正是由于她特殊的出生背景，再加上一直以来拉戈阿被认为是特朗普亲密的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的门生。所以她的提名，将有助于特朗普拉拢关键摇摆州佛罗里达的拉丁裔选民。

 

不过拉戈阿在此次大法官角逐中，有一个明显的劣势是，她的公众热度不如巴瑞特，在被特朗普宣布为可能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之前，她极少受到美国政、法两界的关注。

 

此外，她的履历也不够出彩，既没有一些传统的司法证书，之前的任职经历也主要集中在中层法院，几乎所有司法服务都在迈阿密的中级州上诉法院审理。在2006年至2019年期间，她大部分都在审理常规案件。

 

对堕胎政策的态度不明，也是许多保守派共和党人比较担心的一点。反对堕胎的主要活动家说，他们将支持拉各阿法官的提名，但他们更赞成艾米·科尼·巴瑞特法官，因为她反对堕胎权利的立场更为明确。他们担心，在这个问题上态度不明的被提名人可能会危及长达数十年的终止堕胎权的运动。

 

3、艾利森 · 琼斯 · 拉欣（Allison Jones Rushing）

虔诚宗教信徒，反对同性婚姻

 

在三位被特朗普亲自点名的候选人中，38岁的拉欣是最年轻的一位。

 

拉欣于1982年出生在北卡罗莱纳州，毕业于杜克大学法学院，并在2007年获得该校法学博士学位，在校期间还是《杜克法律杂志》的执行编辑。

 

就学历而言，三位热门候选人貌似都有“文法双全”的基因。

 

在政治立场上，拉欣是个忠实的保守派，也是个宗教主义者。她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堕胎权，也不支持同性恋婚姻，谴责婚姻平等，不认可旨在消除对家庭暴力和性暴力幸存者的住房歧视的努力。

 

作为一名虔诚的宗教信徒，在杜克大学求学期间，拉欣便成为了共和党基督教非营利组织Alliance Defending Freedom（ADF）的一名法学院学生实习生。加入该组织后，她更是积极参与撰写了有关宗教自由的法律摘要，从2012年至2017年每年至少在ADF活动上发表一次讲话。

 

而且自2012年以来，拉欣一直是联邦主义者协会的成员。2010年至2011年期间，凭借着出色的业务能力，拉欣成为了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的助手。

 

2018年8月，特朗普宣布打算提名拉欣为美国第四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但最终她的提名被驳回。2019年1月，特朗普再次宣布重新提名拉辛（Rushing）担任联邦法官。在这次提名中她获得53票共和党人的投票，成功被特朗普收入麾下。

 

虽说拉欣在几位候选人中略显年轻，但能获得特朗普两次提名，并且在参议院审议中以53票优势获胜，足以见得共和党人和特朗普对她的青睐。

 

而且鉴于拉欣自 2019 年 3 月起才担任上诉法院法官，并且还很年轻，如果她能获得提名，将在最高法院任职几十年期间为多届政府的保守派效力。

 

但不容忽视的是，从业时间较短也是她的一大缺陷。而且在提名她至上诉法院的过程中，她与保守派基督教非营利组织 ” 保卫自由联盟 ” 的关系也曾遭到审查，并因此质疑她作为法官的公正性和独立性。

 

4、其它三位男性候选人也在考虑范围

 

尽管特朗普已表示提名人选将是一名女性，但在特朗普之前提到的20多位候选人名单中，也有一些获选可能比较大的潜在男性候选人，包括上诉法院法官阿穆尔·塔帕（Amul Thapar）、前司法部副部长保罗·克莱门特（Paul Clement）和诺埃尔·弗朗西斯科（Noel Francisco）。

 

1）阿穆尔·塔帕（Amul Thapar）

印度裔，曾获麦康奈尔支持

 

塔帕作为首位拥有南亚血统的美国联邦法官，此前被不少党内人士认为是大法官空缺职位的有力竞争者，就连麦康奈尔也明确表示过对他的支持。

 

塔帕于1969年出生在密歇根州的特洛伊，父母都是印度移民。1994年塔帕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法学院法学博士学位后，并长期在州政府和私人企业担任律师，直到2007年才被提名为联邦法官。

 

2017年，特朗普提名塔帕为联邦第六巡回法院的法官。之后塔帕又被被列入特朗普 “将考虑在美国最高法院取代斯卡利亚大法官的人选”。

 

在安东尼·麦克劳德·肯尼迪（Anthony Kennedy）大法官于2018年6月宣布退休后，塔帕仍在特朗普的大法官“候选名单”里，并在当时一度被认为是填补肯尼迪空缺的最佳人选，不过特朗普最终还是选择了由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继任。

 

2）保罗·克莱门特（Paul Clement）

美国最具资历的上诉法院代讼人之一

 

克莱门特出生于1966年，是威斯康星州锡达堡人。他从高中时期就展现出卓越的辩论和演讲能力，年少时曾是校辩论队的一员。大学时期，他不仅在剑桥大学达尔文学院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还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哈佛法学院法学博士学位。

 

此外，他还是美国议会辩论协会的成员，乔治敦大学的杰出法学讲师和纽约大学法学院的兼职教授。

 

毕业后，克莱门特也一直致力于法律，先后担任美国上诉法院哥伦比亚巡回法院法官和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的助手，这一点与巴雷特颇有相似之处。之后他职业生涯中，最为人所知的一段经历是在2005年被乔治·W·布什总统提名为副检察长一职。

 

不过克莱门特仅任职3年便辞职加入了乔治敦大学法律中心，担任最高法院学院的客座教授和高级研究员。

 

同时，克莱门特也是美国最具资历的上诉法院代讼人之一，曾代理诉讼100多起案件。

 

 

3）诺埃尔·弗朗西斯科（Noel Francisco）

亚裔美国人，川普的坚定支持者

 

弗朗西斯科于1969年出生在纽约锡拉丘兹，他的父亲是一位菲律宾移民，同时也是一位医生。不过弗朗西斯科并没有继承父亲的事业，而是成为了一名美国律师。

 

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后，弗朗西斯科前后担任过美国上诉法院第四巡回法院法官和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的助理，之后又在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竞选期间成为其法律团队的成员之一，帮助布什当年成功获选。

 

作为竞选功臣之一，弗朗西斯科随后被布什总统任命为白宫办公室法律顾问。之后在特朗普任职期间，他又被提名为联邦副检察长，直到今年7月才刚卸任。

 

作为在美国参议院担任该职位的第一位亚裔美国人，他曾被誉为特朗普的坚定捍卫者。在职期间弗朗西斯科还力求让法院废除《平价医疗法案》，并且参与多起具有争议的司法议题，包括对特朗普财务记录的争论、旅行禁令、“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等。

实习生吴怡逍 王佑民对此文亦有贡献。

参考链接：

https://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8754511/Thousands-mourners-gather-America-vigils-Justice-Ginsburg.html

 

https://www.cnn.com/2020/09/18/politics/trump-supreme-court-list-potential-nominees/inde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