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收到一个读者的问题，提问者很焦虑地列举了一些困难后问道：中国能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吗？
说实话，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因为中国已经有不少地区（如港澳台地区和北上广深）的人均指标走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并进入了高收入状态，有部分人口也早已克服了“中等收入陷阱”；但也有很多地区和人口目前还没有突破中等收入甚至还没有进入它的范围。中国太大了，不同地方和不同人群的收入差异很大，与其纠结这个宏观问题，不如努力让自己先克服这个“陷阱”。
一、关键时刻来临
我们在现在这个时间点问这个问题，可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只要不出意外，2019年中国人均GDP将突破10000美元（2018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9608美元），距离冲破”中等收入陷阱“上限1.2万美元的人均GNI（GNI的统计数据一般非常接近于GDP）越来越近。由此可见，中国克服“中等收入陷阱”，未来五年就是最关键阶段。
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数量远多于发达国家，而能成功地从发展中国家升级到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家并不多，日本、韩国、新加坡成功了，巴西、南非、马来西亚、泰国失败了。
二、经济参照物
世界无时不刻在发生变化。当我第一次了解美国经济时，书上写着“美国人均GDP高达3万美元”，那时中国人均还不到1000美元；而2018年时，美国人均GDP已经6.26万美元了，2019年将超过6.5万美元，中国也将在2019年达到1万美元。
下面以人均GDP作为全球经济的参照，看看个别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在2018年时的发展水平：
美国 – 6.26万美元
澳大利亚 – 5.63万美元
中国香港 – 4.85万美元
英国 – 4.26万美元
日本 – 3.93万美元
中国台湾 – 2.49万美元
智利 – 1.61万美元
墨西哥 – 9807美元
中国大陆 – 9608美元
伊拉克 – 5930美元
印度 – 2036美元
可见各个国家大体上都在向前发展。最近一些国内经济学者认可长期“降速”的声音比较大，觉得中国的高增长一去不复返也理所当然，但从我们的人均指标看，中国仍然较低，美国、日本、中国香港在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后仍然有过高速的增长，这说明中国还是有潜力的，关键在于未来怎样去发挥它。
三、人口红利退场，人才红利上阵
经济的重点是需求，需求的来源是人口，这就决定了人口趋势对于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意义。
包括日本、韩国在内的少数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其突破阶段，都有着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中国的情况有些不同，今天的人口结构已经和日本经济刚刚开始停滞的90年代初差不多了。
中日不同的地方在于，我们现在正在人工智能大规模崛起的前夜，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不足在未来可以相当程度地由人工智能来补充；不过人工智能只可以解决一部分供给，却不能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如日本和欧洲的情况，老龄化背景下的需求不足导致经济长期低迷，通胀为零甚至是通缩，这是未来中国需要克服的问题。
虽然中国老龄化是必然趋势，但中国人口素质正在快速提高，中国未来有望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只要对人才运用得当，人才红利可以弥补老龄化带来的不利影响。
曾经有一句话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如果以理工类毕业生作为参考标准，中国在数量上具有一定优势，中国每年理工科本科毕业生的人数超过了美国和欧洲的总和。
近年来中国互联网巨头崛起，家电和手机等行业在海外攻城略地，国产车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国产航母下水，大飞机和歼20上天，人工智能研究方面与美国缩小差距… 这背后的驱动力就是越来越多的优秀工程师，工程师的背后又是人才红利的释放。
可见，未来的中国只要做到善待人才、尊重学术、保护知识产权、进一步扩大开放和信息交流，深得全球人才之心，就可以依靠不断提高的人才质量，克服老龄化压力，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四、东亚文明与中等收入陷阱
很多坠入“中等收入陷阱”后苦苦挣扎的经济体，大都是中南美洲、非洲、东南亚的国家，而那些和中国在文化上高度类似的东亚文化圈国家和地区境遇要好得多，先有日本，后有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他们都成功地迈过了“中等收入陷阱”并牢牢占据着发达经济体的地位。
纵观全世界，华人比例高的地区，经济往往都比较发达，比如新加坡、香港、美国旧金山、加拿大温哥华… 华人多的地方往往都治安好、学区好、收入高，不过也有缺点，那就是房价都很高。
这不是一种文化自负，而是一系列客观事实。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在源于中国的东亚文化影响下，人们重教育、讲礼数、爱和平、勤俭节约导致的。
这与西方的享乐主义形成鲜明对比。我曾在加州接触过从墨西哥偷渡来美国的黑工，由于洛杉矶是美国第一大港口，有大量的黑在美国的墨西哥人从事集装箱的拆装工作，他们体能强悍，有些墨西哥工人看上去瘦小，但搬起东西来力气可是远超我的预期。
他们的工资一天一付，一小时的费用是12美元，这个工资水平已经低于加州的最低工资，但由于他们是黑在美国的，而且这个数字相比墨西哥已经高得多了，他们依然乐于工作。他们没有任何身份，没有银行卡，只能现金支付。有一回我的一位工人工作了8个小时，一共96美元，当时我身上只剩40美元现金了，第二天他还要来继续做，我说要不明天一起给你吧？他表示不行，因为今晚他要和朋友出去喝酒，身上已经没钱了… 后来我取了现金给他，这种享乐主义让我感到吃惊。
当然，东亚文化下的不同国民在美国的表现也有一些内部差异，比如中国新移民登陆美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买房，而韩国新移民登陆美国后的第一件事更有可能是租个商铺做点生意，中国人在北美更看重置业，韩国人则更看重创业。
我们说回文化影响下的经济主题，中国虽然面临各方面客观或主观上的困难，但国人仍然继承了我们文化中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要素，比如重视教育、较强的储蓄习惯和风险意识。
举例而言，一个按揭买房的中国人，即使砸锅卖铁也会尽全力确保不断供，但如果是美国人，很有可能直接就把房子丢给银行了。有这种文化加持，同样指标的杠杆率下，中国的实际金融风险很可能是低于美国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勤俭节约、储蓄多、风险意识强等特征在中国年轻一代人身上正在快速弱化。
“四小龙”当中就有两个地区（香港和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四小龙崛起之后，巨龙的时代也不应该缺席。
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中国能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吗？ 答案是事在人为，无论是持有乐观还是悲观态度，最终结果都取决于每个人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