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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特写：疫情和抗议交织中，作为黑人的我如何教育子女

June 16, 2020
2:33 pm

编者按：自美国爆发黑人抗议活动以来，黑人生活状态就一直是令人关心的事情。《纽约时报》刊发了一篇稿件，讲述了一位黑人爸爸带着孩子们在城市中穿行，感受生活、体悟人生的故事。

在我看到我正值青春期的孩子们被催泪瓦斯的烟雾和警察直升机的光亮所映出的轮廓之前，危机还只是意味着我们的世界充满了令人不安的宁静，而不是令人不安的吵闹。那时我和孩子们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选择是有限的。因为新冠疫情正在肆虐，我不能带他们去商场，或把他们送到朋友家。从这些地方出发他们可以去看电影，在市中心闲逛，会有各种各样我永远不会知道的经历，除非他们其中一个闯了祸。我不能带他们去博物馆，听他们抱怨里面的一切都是多么无聊，直到他们沉迷于一个展览，在价格过高的咖啡馆里不停地谈论。世界对我们关闭了。我们只有客厅、车里和一个被称为”外面”的虚无缥缈的地方。

在他们的一生中，我一直是那种拖着他们经历一系列冒险的父母，我希望能通过这些冒险打破贫富差距。我自己的父亲就是这方面的高手。我还记得他带着我和弟弟去看飞机从华盛顿国家机场起飞，或者把我们绑在他出租车的前座上，这样我们就可以偷听他和乘客们的对话，谈论的话题从修女到妓女再到国会议员。

当孩子们还小，而我又真的没钱的时候，我也试图以这种精神生活。我最喜欢的一次冒险是在奥克兰随便选一条公交线路一路坐到终点，然后再坐回来，而孩子们则跪在塑料座椅上，看着林荫道上的风景。

我试图告诉他们，我们面前就有足够的美来供养我们，在社区里，在公交车上，在图书馆里。树木、涂鸦、墨西哥卷饼摊和人们都很美。我们是一个世界的一部分。我们所在的社区是美好的，虽然任何一部他们看过的迪斯尼电影或尼克儿童频道的节目都没这么说过。我想重塑他们，帮助他们看到这种美是未被驯服的、野性的、民主的、自由的，无论我们身在何方，姓甚名谁，身份地位如何，它都属于我们。

随着世界的封锁，我们不得不去更远的地方寻找美。我把他们塞进车里去兜风，往往到了半路才定下我们要去哪里。我大学戏剧系的一位老师（也是一位导演）曾经告诉我，当她在排练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她会坐在剧场的最后一排，然后宣布：”我有了一个想法”，然后她就会开始慢慢地走向远处的舞台，等她走到那里的时候，她应该已经有了一个想法。

直到有了孩子，我才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去过海滩、森林、海豹游动和仙鹤栖息的咸水湾。我们驱车前往我女儿想去读的大学校园，发现大厅里空无一人，郊狼在停车场上自由游荡。我们开车去了白人占绝大多数的马林县的边缘地带，在那里一位公园官员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回到奥克兰，因为他们不希望被我们的细菌传染。

因为是加州人，所以我们大多数重要的对话都是在车里进行的。也许我们不知道，如何在不借助平行目光的情况下进行有意义的交谈，这是我们对外部世界的共同看法。我曾经以为我和孩子们在车程中看到的都是一样的东西，但我的儿子曾经给我看了一段他从后座拍摄的视频，我看到后视镜中的自己吓了一跳。我看起来是那么冷酷，迷失在黑暗的思考中，即使当时在我的脑海中正享受着一个寒冷的周日开车穿过空旷城市的感觉。就在那一刻我意识到，我几乎不知道我的儿子在观察世界时，他看到了什么。

2016年总统大选的时候，我的两个孩子分别是13岁和11岁。第二天早上，他们在车里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知道到底该怎么跟他们说。不幸的是，我需要尽可能完整地解释一切，为他们提供最宏大的观点；我担心这对他们来说太难以消化，但他们又不得不和他们的父亲我待在一起。所以我想了很久，久到车子上了高速公路，过了前两个出口，经过了加油站，寺庙，还有一个我曾经在深夜看到一辆车打着转冲出去的弯道。这几乎让我以每小时70英里（113公里）的速度迷了路。那天晚上，我继续开车，另一辆车似乎想停下来帮忙，至少我认定它是打算这么做的，因为我继续朝着黑暗行驶，心一直在嗓子眼里。

最后，我告诉我的孩子们，你必须自己回答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我相信爱每个人吗?还是我只相信爱自己和站在我这边的人？我告诉他们，我和他们的母亲都曾在人生的某个时刻决定，要努力去爱每一个人。但有些人就是不相信要爱每一个人，事情就是这样。我告诉他们，他们的母亲和我已经做出了选择，但我们不能决定他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必须自己决定。

两个孩子很安静。也许这是他们年轻生命中的关键时刻，我希望是这样的。但也许他们在30秒后就不再理会了，他们的思绪游会走到更现实、更容易理解的事情上，比如我在午餐盒里装了什么吃的。

在3月底的一次旅行中，我们来到了旧金山海湾对面的伯纳尔山山顶，这是一个靠近旧金山地理中心，多风多草的高地。在正常的，非隔离情况下，这是一个单程75分钟的旅程。但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过正常的生活了。结果这趟旅程只花了15分钟。

在去的路上，我绕道带他们去看了湾区的一栋建筑，我曾经在那里的一个非营利组织工作。这是在他们出生之前，在我和妻子结婚之前发生的事了。我从来没有向他们展示过我生活中的这部分，但不知为何，我觉得是时候了。街道上空荡荡的。世界很快就会是他们的了，也许已经是了。我为什么不把每件事都告诉他们呢?

在那里工作时，我帮助管理了一个青年园艺项目。我们在公营住宅（注：由美国联邦、州、地方政府机关管理，向低收入家庭提供的资助住房）中管理了几个农场，种植蔬菜，出售或捐赠给居民，教孩子们学习营养学和认识大自然。他们来到我们的项目，在大多数人眼中的两个世界之间徘徊。一边是被监禁的父母，因暴力和毒瘾而失去的兄弟姐妹，还有一个把他们当作用后即弃物品的世界。另一边则是草莓的有机种植。那时我20出头，像几乎所有与年轻人打交道的人一样深陷其中。但我知道我真的很喜欢这些孩子，即使是那些难相处的孩子。我喜欢他们的智慧和才华，喜欢他们对积极事物的渴望。我喜欢他们打趣自己像奴隶一样在田里工作的黑色幽默，喜欢他们对我的白人嬉皮士同事们一贯的嘲笑。我最喜欢的是他们日复一日地不断回来，分享看着食物从地里长出来的简单而永恒的奇迹。

由于受到腐败和滥用资金的指控，市政府禁止该组织承接市政合同，它最终停办了。该组织的执行董事后来在市政府担任了一份高调的工作，但在隔离开始的第一天，一位前同事给我发来了一篇文章，讲述了他现在如何因贿赂而面临联邦指控。他和我从不经常交谈，但他偶尔会把我叫到办公室，让我成为他的知心朋友。也许是因为我年轻又是黑人，而且看上去容易受到影响。有一次，他问道：”还有谁在为人民做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如果别人不喜欢我做事的方式，让他们站出来。”大约20年过去了，我仍然不知道自己对这句话是怎么想的。我知道他很有问题。但我还知道，我们有一个几英亩的美丽农场，现在仍然在一个社区附近存在着，而几十年来该社区里唯一能买到食物的地方就是卖酒的商店。

我们在日落前20分钟到达贝纳尔山，开始攀爬南侧的土路。我远远地跟在孩子们身后，这样我就可以拍下他们在辽阔的蔚蓝天空下的剪影，草丛在他们脚下起伏的视频，而且也因为我根本无法像他们一样快速行山。我的膝盖很疼，我的呼吸很急促。被困在屋子里的时候，孩子们在强烈的傻气、摔门的争吵和僵尸般的恍惚中摇摆不定，他们有条不紊地看完每一个节目、YouTube和抖音视频。但在这里，在户外，尽管他们分别只有14岁和17岁，而其中一个比我高了至少两英寸（约5厘米），他们一起奔跑着，仿佛回到小时候，仿佛他们正在短暂地享受每个人告诉我们的他们应该拥有的童年，他们的笑声在山上回荡。

我们到达了山顶，那里风很大。我的女儿带了一条毯子，她跑到风最大的地方，喊了一声她哥哥，然后面对金色的太阳，把毯子像旗帜一样举过头顶。这突如其来的美刺痛了我，除了拍一段视频，我想不到还能做什么了。

这是一个14岁的女孩，站在山顶上，身处一场全球疫情之中。此时此刻，我比平常更关心死亡——我个人的死亡，集体的死亡，这个星球的死亡。她用尽全身力气迎着风，在对抗中欢欣鼓舞。魔法时刻的光芒在她的脸上呈现出电影般的金色。风拍打着她的头发。她的连帽衫和黑色运动裤像现代盔甲一样覆盖着她。这让我想起了军人们在硫磺岛插国旗的情景（注：指二战时美国一幅著名摄影作品《美国国旗插上硫磺岛》），想起了网上广为流传的一名赤膊的巴勒斯坦抗议者举着一面旗帜和一把弹弓的照片（注：2018年在巴勒斯坦举行的和平示威期间，一名年轻的巴勒斯坦人右手高举巴勒斯坦国旗，另一只手挥舞着弹弓的照片走红网络），想起了欧仁·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导人民》。这也让我想起了我女儿那强烈的、不屈不挠的、不自觉的力量。

总的来说，我这两个十几岁的孩子对新冠病毒的接受度要比他们的父母好得多。我的女儿尤其觉得我们每天向她报告疫情的发展情况很乏味。她饱受焦虑之苦，一开始我们认为她的不耐烦是承受压力的健康表现。但最近我开始怀疑，这是不是其实更简单：她只是厌倦了听她生活中的成年人哀叹这个由我们一手创造的世界。

她这一代人只知道混乱和即将到来的厄运。她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们的小货车第一次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被一群身穿防暴装备的警察要求绕道而行。她第一次问我关于气候变化的问题时才六岁。她的白人男性六年级科学老师说的是带字母”R”的”N “字头词（注：指对黑人的种族歧视用语”Nigger”）。她七年级的科学老师给他们班的同学们讲了《纽约客》关于西海岸不可避免的城市破坏性地震的文章。她12岁时，一名18岁的黑人女性就在她上学的同一个湾区火车站台上被谋杀，许多人担心这是一起出于种族动机的袭击。

她经历了学校枪击演习，新纳粹分子在她曾经玩耍的公园里集会，警察被谋杀，汽车盗窃，性捕猎者在她的校园外徘徊，以及持续数周的山火将天空变为橙色，使人们无法在户外呼吸。全球性的新冠疫情使世界瘫痪，但对她来说不是新闻。与新闻正好相反，这从她出生之日起就已经存在的东西。

她在山顶找了个地方坐下来晒晒太阳，用毯子裹住腿来挡风。有时我女儿讨厌在远足时被人拖着走。她的反抗大多是善意的，可能只是一个快速的翻白眼，但每隔一段时间，她的内心就会出现一种近乎自我毁灭的固执。她告诉我，她宁愿独自坐在停车场，也不愿和我们一起走在小路上，或者她要打电话给一个小时以外的母亲来接她，因为她不想等我们30分钟。在这些时刻，她采取了一种焦土政策（注：指军队毁掉某个地区的食品、建筑、设备等一切可能为敌所用的东西的政策）来发泄她的不满。她会以一个14岁孩子凶狠而危险的风格告诉我，我总是坚持自己必须是正确的，又说她的母亲是操纵者和被动攻击者，还告诉我们所有人，她不在乎我们的感受。这种方式带来的伤害是其他东西无法比拟的。之后她会道歉，之后我们可以就这些感受进行坦诚、温和的谈话。她谈话中的智慧使我无语，正如她突如其来的虚无主义有时让我害怕，让我崩溃。

我和儿子冒险下山，看草丛像绿色天鹅绒一样随风起伏。他跟我谈起了他的恋情。他对如何对待另一个人的感情心存疑问。我一开始想告诉他我所知道的，但我很快意识到我的经验并不多。所以我最后告诉他了我不知道的事情，在纠结的事情——比如我花了多少时间试图控制别人对我的看法，或者把每一次亲密关系的机会当作生死攸关的事情。我告诉他，我不知道如何爱自己，所以我期待别人来爱我。这种做法很少奏效。

他喜欢和我争论，我想我也喜欢和他争论，因为我们一直都在这样做——关于政治、电影、学校、金钱、工作。他承认，他经常会去找他的朋友，所持的观点正是和我争论时他激烈抵制的立场。他曾对我说：”我就是这样学习的。” 而我回答说：”你能通过倾听来学习吗？”他妹妹说的对，我确实在争论中硬要说出最后一句话。

在我们重新走回山顶的路上，一只红尾鹰从他头上飞过，似乎离他只有几英寸。它悄无声息地飞向山顶，开始在风中摇摆。一个拄着拐杖走在小径上的老妇人看了看我们俩，又看了看那只鸟，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吉兆”。在山顶，徒步旅行者开始聚集在一起观鸟，小心地保持彼此之间的距离。没有人说话。孩子们和我一起看了一会儿，很快他们就抱怨又冷又无聊。我把钥匙交给女儿，他们步履沉重地朝汽车走去。

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能感觉到风呼啸着穿过我的身体，仿佛我不是由什么永恒的物质组成的。在那一刻，有件事在我身上发生了，这是一件与寒冷有关的事，一件与风吹透了我的身体有关的事，与鹰只是一只鹰而不是一个人，也提醒了我不必永远做一个人有关的事；与我的孩子们一起经历这美好的时刻有关的事，然后我的孩子们离开了，因为他们该去取暖，或者该去玩手机了。也许他们已经想好了回家路上要我给他们买什么样的卷饼了。

我记得儿子出生的时候，助产士描述的分娩情景。”一边是所有还没有生产的妇女，另一边是所有的母亲，用爱和张开的双臂欢迎你。而中间是一条长长的黑暗之路，你必须独自走过，只有你自己。”

关于变老这件事，我之前是绝对想不到的；关于曾经把奄奄一息的母亲抱在怀里这件事，我知道自己有一天也会成为奄奄一息之人，甚至可能很快就会成为这样的人；关于无论我如何努力让我的孩子们做好准备，意识到他们的父亲只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有一天会变老、变弱、死去的人，但在为时已晚之前他们都不会完全意识到这一点——这所有的一切提醒我，我终究是独自走在这条路上。尽管我和孩子们确实在本周三一起去吃了卷饼。

几天后，我的女儿告诉我，她的母亲不关心她的心理健康。她在哭，我就努力忍住笑。我想不出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比她的母亲更关心她。

几天后，我批评我儿子在家里帮忙（或不帮忙）的方式。他对我大发雷霆。他告诉我，他厌倦了我的教育方式。他告诉我，他知道我不认可他，他不想听我的想法。

我想到，我的孩子有时是无法挽回的自私。这其中有多少是他们的年龄造成的、多少又跟他们的成长、他们的世代有关？其中有多少是我的原因？第二天，儿子让我坐下来，跟我谈他关于媒体中种族问题的看法。几天后，他又告诉我，他不想和我有任何关系。

有一次，他看了艾哈迈德·阿贝里被杀的视频。这名黑人慢跑者在佐治亚州一个安静的街区跑步时，三名开着皮卡的男子追杀他，其中包括一名退休的执法人员和他的成年儿子，他们向阿贝里多次开枪，声称他是一名小偷。在一个小时里，我听着自己的孩子讲述一个年轻黑人目睹另一个年轻黑人被杀害的普通得可怕的过程。

这是不可能的。这说不通。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会进监狱的对吧？过了一会儿，我女儿也加入了进来。”爸爸，你看了这个视频吗？” 我告诉他们，我不看这些视频。然后我停顿了一下才说：”我从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就开始看这种视频。但我不再看它们了。”

除了告诉他们真相，我想不出其他办法。我说：”我一辈子都在看这些视频。你想知道我的创伤是什么吗? 就是这个。” 这句话在我嘴里感觉鲁莽而尖锐。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说。也许只是因为这是真的。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理解。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理解。

我只知道向孩子们承认，你从他们这个年纪就开始看到黑人被杀的视频，而你却没能阻止这一切，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悲哀。我只知道，我花了很长时间回避爱自己，所以如果我被杀，也不会有那么大的损失。我只知道，如果你都不知道如何爱自己，就很难让孩子们知道如何爱所有人。我只知道，是时候告诉他们我到现在为止一直不敢告诉他们的真相了。

他们什么也没说，直到处理完一些琐事，谈话才结束。我明天要带他们去洗衣服。母亲节我们有什么打算？我可以帮我女儿做数学作业吗？当然可以。孩子们告诉我，他们爱我。

前一刻还被问及生活建议，下一刻就被告知你是个糟糕的父母，毁了你孩子的生活，这就是为人父母的体验。这是一件你必须独自完成的事情，因为你的孩子不能也不可能理解你所经历的一切。我儿子认为我毁了他的生活，这让我非常痛苦。他并不是完全错了。我是一个非常不完美的父亲。我会发脾气，忽视他的情感需求，把他正常的幼稚行为当成了人身攻击。我犯了大错。也许最大的错误就是把他带到了这个世界，这里人人都戴着面具，防暴警察集结在我们小货车前，气候正在与人类破坏行为发生碰撞，无家可归者的营地每天都在大幅扩容，我的儿子只要点击一个链接，就可以看着自己一次又一次地被谋杀。

这就是由我纵容、在我的见证下被创造出来的世界。孩子们知道这一点。他们责怪我。他们是对的。这让我很心痛。那么，你想吃晚饭吗？我们应该看什么电影？告诉我你今天过得怎么样？为人父母，就像人生一样，先是心碎，然后是现实，接着是爱情、孤独、绝望、玩笑，最后是精疲力竭。如果这就是你所经历的，说明你做对了。如果你一次又一次地回来去看这个简单的成长奇迹，说明你做对了。

不到三周后，乔治·弗洛伊德被杀，我的两个孩子都参加了奥克兰市中心的抗议活动。他们还太年轻，不适合抗议第一晚就待在那里，尤其当我们知道那天晚上会有警察释放催泪瓦斯和暴力执法。但两人的年纪已经大足够到不顾我和妻子阻止，走了几个街区到达抗议活动的中心；也不会听从我说的当手无寸铁的黑人被杀时，他们不该走上街头的警告。所以我决定去市里”偶遇”他们。

一切还没有就绪。要到几天之后，我女儿学校的学生才会组织全市最大、管理最好的示威活动，那场活动约有1.5万人参加。我们的城市对抗议活动并不陌生。我曾走在这些街道上，参加过气候游行、妇女游行，以及在一名少年在火车站台上被警察谋杀、一名手无寸铁的黑人在另一个火车站台上被警察枪杀之后，为正义而抗议。

我儿子的学校离这里只有几个街区。我猜想，他逃课来过这里，在这买过鞋，看毒品交易和打架，喝珍珠奶茶，在商店里买三明治吃，而商店里的女士知道每个学生的名字。放学后他坐在这里的长椅上，就这样一分一秒地成长着，经历着。

当我终于推开人群，找到了戴着口罩的孩子们和他们的朋友，我有一瞬间觉得我看到的是陌生人，而不是我曾经推着双推车，喂着小胡萝卜的我的孩子们。

很快，我就发现自己在给他们讲解如何保持安全：催泪瓦斯是如何起作用的，如何判断警察的计划，如果前线推进，该往哪个方向走，如何避免被围困在某个街区，如何判断什么时候该撤退到更安全的地方，如何判断抗议者中该信任谁，又该警惕谁。我还产生了一种对我十几岁的孩子们经常产生的感觉——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世界正在向他们逼近，我没有办法、没有时间和精力让他们为这一切做好准备。

我最终说服了他俩和我一起离开，尽管他们内心深处还是想留下来的。虽然身处混乱和黑暗，但对他们来说至少有一瞬间，比任何成年人能告诉他们的东西都有意义。他们为什么要听我们的话？看看我们让什么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