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广播公司（CBC）一向被认为左倾，看它对于许多国内外社会问题的关注和立场，可算是进步派思维的阵地。然而最近一档探讨种族歧视的节目，主持人却使用了N-word，于是随后遭到了举报、批评、甚至纪律处分。不过，资深的白人主播Wendy Mesley当时并不是在主持节目，而是在开公司内部的工作会议，谈论怎么预备这一期的节目，引用了一个记者带有这个字的话。

我们读读Wendy当时迅速发布的检讨：“我用那个词并不是针对任何人，而是在谈论种族不公时引用了一个记者的话。虽然我是无意的冒犯，但我为伤害到了其他人而诚恳道歉，并深以为耻。我立即向同时表示了道歉，我的错误很大，保证以后改变自己的言行。”

这是Wendy第二次因为间接原因经受批评，上次是在去年九月，当时她在工作会议上谈到一本书，作者Pierre Vallières在1968年写的一本关于魁北克的法文书，但书的题目是英文的，叫《美国的白黑鬼（White Niggers of America）》。在前几天另一封公开声明信里，她说：“我从业35年，一直追求曝光事实，相信透明和诚信，但这次的内部调查让我的工作无法如愿完成。……我确实用了不该用的词，但并不是作为辱骂，而是为了探究愤怒、本于追寻真相。”她说，“我直接说了书的全名，很快我的同事就告诉我这样讲话让人深感不适，我没有很严肃地看待这件事，因为我自忖没有坏心，我是出于希望去理解、去感受他们，而不是为了冒犯”。

她不无遗憾地表示，“虽然我本于记者的严谨求实使用了这个词汇、希望探讨对黑人的歧视问题，但我意识到，恰恰相反，我成了问题的一部分。……不需要再找借口了，我会多倾听，探索到底怎样做才能帮上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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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本《美国的白黑鬼》写的是什么呢？作者当时旅居美国，根据对美国国情的观察，探讨蒙特利尔的贫民窟和1960年代魁北克独立运动（FLQ）的崛起。他写道，“在美国做一个黑鬼，不是在做人，而是在做某人的奴隶。”加拿大的魁北克人也感到作为少数群体的无助感：高失业率，大量人口领福利救济，经济不发达，靠出卖资源换取微薄的收入。作者从整个社会体系的淡漠、不公和底层的苦难、疏离，指出安全、温暖和友爱的缺失是FLQ崛起的关键原因。

作者把这本书奉献给自己的父亲，风度翩翩的他在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工作，日复一日地长时间工作，但薪水很少，全家从一个贫民窟搬到另一个贫民窟。作者回忆说：“每次回到家，他已经精疲力尽，他对梦想失去了所有兴趣。”

时至今日，在富庶的北美第一世界，贫民的处境仍然惊人地相似，只不过换了不同的人群。2016年的畅销书《乡巴佬的悲歌（The Hillbilly Elegy）》，作者J.D. Vance描述了美国中部贫困乡村的类似的绝望处境：贫穷、混乱、没有前景的工作、无休止的争吵与家庭暴力、泛滥的酗酒与吸毒、固化的阶级差距……这些美国公民里并不仅是非裔、拉丁裔，更多的是白人。其实在这里，种族问题并不是根本矛盾，就像在加拿大法语区与英语区的差别也不是根本矛盾——问题的本质在于社会发展和分配的不公。种族问题是表，经济问题是里。

探讨这些问题时，指责在讨论中引用了一个不敬的词语，并且要以节目取消、主持人受处分、严肃的探讨无法继续进行为代价，这样做的意义在哪里？如果所有人都对一个问题避之唯恐不及，就更无法解决问题了。

节目声明

华纳公司卡通频道对于老旧节目的声明，指出当时有当时的社会背景，但节目按原样奉送，否则，以简单删除的方式对待历史，反而造成一个错误的印象，就是偏见和歧视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

近期以来，对于历史的修正主义做法很是流行，有的人拉倒殖民者的雕像，有的人要求一些街道和场所改名，有的人要求旧的影视节目下架或修改。首先，像Wendy的事反映了一种让人担心的现象：对同盟者苛刻相待、不依不饶，只要跟自己在哪里不一致的人都视为“整个体制的一部分”，敌我不分，不利于壮大己方的社会力量。其次，对各种表面问题太纠结，消耗了变革的能量，导致无法集中针对更深层的问题。

脱口秀主持人Bill Maher最近的一期节目把一些人叫做“抓辫子天使（Guardians Of Gotcha）”，劝诫进步派人士，不要忘记团结和扶持本是自己的初衷，而不是嫌别人“帮忙的姿势不标准”就批评打击。他举例说，有的人因为推特黑色方块（以支持BLM）而没有发表评论，被更“进步”的人批评；有的人因为发推说“所有生命都至关重要（All Lives Matter）”被解雇，虽然他对于这个词背后的微妙含义并不懂，还以为自己是在支持BLM——不是每个人都在时刻关注政治动向，有的人只是忙得连孩子吐的奶都来不及擦，而不是因为心里塞满了仇恨。

动辄羞辱、打击一个人，不会带来团结和包容，也不会带来学习和改变。当进步派用非黑即白的思维处理事情时，就已经不再是进步派的思维了。

没有一个军队能够同时打赢所有的战争。语言洁癖、道德考核和历史修正主义，让进步势力把力量消耗在大大小小的各种斗争前线上，再加上内耗和互相的口诛笔伐，让人无比担心2016的重演。前候选人Marianne Williamson反复谈到爱和恨的社会推动力，她说，充满爱的人其实比充满恨的人多，但是问题在于，恨的力量非常凝结一体、非常有行动力，而爱的力量却分散，而且没有足够地发动起来，去解决本质性的社会问题。

各种体制性的社会问题积弊爆发，就像美国的疫情一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但最根本的就是贫穷和绝望。像前面介绍的两本书描绘的一样，像杨安泽的《针对普通人的战争（War on Normal People）》所历数的一样，无法奢求一个长期处在压抑、无助、匮乏、疲惫中的群体不在心里充满了愤怒和其他负面的能量。

这个战争的胜负取决于普通人的发展。Marianne说，财富不是靠顶端的群体用工作职位的形式赐予的，不是摇钱树上掉下来的树叶——在这种画面里底层的人只是求生存，高端的人才配谈自我实现；相反，财富是靠底层的大众用自己的蓬勃发展所创造的，只要让每个人去实现自己的温饱、发挥自己的创造、谈论自己的梦想、实现自己的人生，财富就会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

因此，一个社会的公共政策必须以人道为出发点，整个体系才有活力和创造力，当贫困的地区也有了高铁和工厂，很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黑人社区所面临的系统性阻隔，也并不是黑人没有自力更生的愿望，而是体制限制了他们赖以发展的资源和空间。只要解放束缚，自然会蓬勃起来。美国宪法确定了人对于物质富足、生活幸福的追求，但是，更深层的意义上，人生的实现感才是根本。人们在本质上并不仇富，而是恨不公，恨没有自我实现的机会。人道主义者要去建造的，是一个相信平等的人性价值、促进人生自我实现的社会。

这才是人们需要聚集力量去打赢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