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岁的巴拉拉马·霍尔尼斯是一名法律系学生,也是一名社区干事,曾在加拿大从事过职业橄榄球运动。他正在成为加拿大反对系统性种族主义的主要声音。
一、作为叛逆者的未来
对巴拉拉马·霍尔尼斯来说,他生命中的决定性时刻发生在他出生前四年。那是在蒙特利尔举行的鲍勃·马利(注:牙买加唱作歌手,雷鬼乐之父)演唱会上,当这位歌手大喊 “站起来,站起来,为你的权利站起来”时,他来自魁北克的母亲和来自牙买加的父亲目光交汇在一起。
那是自由奔放的20世纪70年代的最后一年,他那爱冒险的说法语的母亲和清心寡欲、讲英语的父亲在一个杂乱无序的曲棍球馆里还是陌生人。但霍尔尼斯说,当马利的歌声在人群中响起时,语言和种族的壁垒瞬间崩塌。他说,这是他一生都在追求的一种罕见魔力。
霍尔尼斯说:“音乐化解了社会中虚构的分裂。在脏辫、牙买加方言和魁北克法语之间的某个地方,播下了我存在的种子,还有我作为叛逆者的未来。”
36岁的霍尔尼斯是教育工作者、电台主播、法学院学生和前加拿大职业橄榄球冠军得主。他渴望成为“加拿大的奥巴马”——他发现,奥巴马最初也是一个社区干事,最终成为一名“混血律师”。他的另一个榜样是黑人四分卫科林·卡佩尼克,他在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赛前唱美国国歌时下跪,成为反对种族和社会不公的有力象征。
霍尔尼斯的狂妄自大和雄心壮志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他表示,由于他的父母尊重印度教传统,他们给他起名叫巴拉拉马(Balarama),而有些人认为巴拉拉马是拥有非凡力量的神。他的堂哥安德鲁·霍尔尼斯是牙买加总理。
二、帮助促成了对种族问题的“全国清算”
就巴拉拉马·霍尔尼斯而言,他在过去两年中发动了一场草根运动,推动蒙特利尔市政府就系统性种族主义举行听证会,并因此登上了加拿大的头条。这在以法语为主的魁北克省是一个不小的成就,因为该省政府曾多次否认存在系统性种族主义。
霍尔尼斯(中)和“蒙特利尔在行动”的成员中提交了22000个签名。他们在2018年要求蒙特利尔市就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和歧视举行听证会。
在过去的12个月里,有7000人为这次调查作证或提交了意见。上个月,调查组发布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报告,结论是蒙特利尔市政府对警察的种族定性(注:指执法人员仅仅根据个人的种族或者族群属性而对其进行拦截、盘问、搜查以及逮捕等执法活动)行为视而不见。该市103名当选官员中,非白人只占6%,这也让市政府受到了质疑。
报告发布后,魁北克省省长弗朗索瓦·莱戈任命了两名黑人部长领导一个反种族主义工作组,而霍尔尼斯已成为加拿大各大学、民间活动和政府部门的主要咨询对象。
加拿大司法部长和总检察长戴维·拉麦迪曾向霍尔尼斯寻求建议。他回忆说,霍尔尼斯曾在自己的电台节目中亲切地“拷问”过他。在采访中,霍尔尼斯恳请部长在制定政策时考虑下刑事司法系统对黑人的监禁比例过高的情况。
拉麦迪说:“他对我穷追不舍——他很聪明,但并不傲慢。我将他看作一个国家领导人。我们需要他的声音。”
加拿大议会黑人议员团主席格雷格·费格斯称赞霍尔尼斯帮助促成了对种族问题的“全国清算”。
霍尔尼斯发现,尽管加拿大试图把自己描绘成一个进步的、自由的堡垒,但现实要险恶得多。存在的问题包括被征服的原住民,多伦多的黑人居民被警察杀害的可能性是白人居民的20倍,还有历史性失忆症。
他遇见了自己的伴侣、国际发展专业的学生达内拉·托雷利,当时她正在蒙特利尔的大街上收集签名。
他们给11个月大的女儿起了中间名安吉丽,以玛丽·约瑟夫·安吉丽的名字命名。玛丽·约瑟夫·安吉丽是一名29岁的女奴,她为自由而战,在1734年被指控烧毁蒙特利尔的一个社区后,遭到拷打并处以绞刑。
霍尔尼斯和女儿贝拉在一座纪念加拿大首任总理约翰·麦克唐纳的纪念碑前。社会活动人士呼吁移除纪念碑,因为麦克唐纳压迫原住民。
霍尔尼斯回忆说,当他开始寻求与系统性种族主义作斗争时,一些魁北克人诋毁他,指责他“扮演受害者”,而一些资深活动人士则将他斥为一个狂妄自大的新秀。但他表示,由明尼阿波利斯警察杀害乔治·弗洛伊德引发的争取黑人权利的全球抗议,提升了他的声音和雄心。
霍尔尼斯说:“权力滥用一直困扰着棕色人种和黑人,我们受够了”。
三、“对黑人来说我太白,对白人来说我太黑”
平等主义精神很早就在霍尔尼斯心里扎根了。他的父母离异后,母亲带着他和双胞胎弟弟住在西弗吉尼亚州的一处印度静修场,他吃公共餐,每天冥想,他说他几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种族或肤色。
霍尔尼斯表示,他的坚韧是在9岁时磨练出来的。当时他进入静修场成员们都去祈祷的穹顶状汗蒸小屋,突然发现自己完全处于黑暗之中,惊恐、慌乱、无法呼吸。“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可以驾驭自己的思想来控制恐惧”,他说。
但在10岁时,他那田园诗般的世界被彻底颠覆了。当时他的母亲带着他们从静修场搬到了蒙特利尔一个以白人为主的郊区社区。他的母亲开了一家舞蹈工作室,但家里经济拮据。他与书生气十足的父亲重聚。父亲放弃了物质享受,在一座印度教寺庙全职服务。
霍尔尼斯回忆道,他很想融入社区中。但在那所资金不足的法语公立高中,他的肤色打乱了他的计划。
他说:“一个男孩问我,‘你脸上为什么有泥?’另一个人以‘N字词’(注:指对黑人的种族歧视用语Nigger)称呼我。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与众不同——一个棕色皮肤头发卷曲的孩子,一个有着有趣名字的素食主义者。”
他补充说:“我的一位老师甚至给我起了一个新名字‘史蒂文’,试图同化我。对黑人学生来说我皮肤太白了,对白人学生来说我太黑,他们都不接受我。”
霍尔尼斯回忆道,他很快就开始打架、吸大麻、酗酒。他被警察反复随机抽查证件。有一次,在被指控闲逛后,他被塞进了警车后座。
虽然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很有天赋的街头篮球运动员,但他从来没有打过有组织的橄榄球比赛。然而18岁的一天,当他在电视上观看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的一场比赛时,在看到一名身高5英尺11英寸(约180厘米)、体重180磅(约82公斤)的防守后卫时,他决定成为一名职业橄榄球运动员。他后来在渥太华大学打球。
他与队长发生了冲突,有一次他的手在打架中骨折了。但他的速度(他可以在4.4秒内跑出40码,约合37米)引起了加拿大橄榄球联盟球探的注意。之后,他以未被选中的自由球员身份加盟了温尼伯蓝色轰炸机队,在合同到期后,他又与家乡蒙特利尔的阿鲁埃特队签约。
霍尔尼斯说,多亏了职业橄榄球的纪律,“毒品和负面影响像死皮一样脱落了”。
2010年,在格雷杯(注:指加拿大橄榄球联盟的冠军赛,相当于加拿大的超级碗)训练营前两个月,霍尔尼斯的脚骨折了,医生告诉他,他的赛季结束了。
由于担心自己会失去在队里的位置,他隐瞒了受伤的情况,不顾伤痛继续训练。他后来帮助阿鲁埃特队赢得了格雷杯,至今仍然自豪地戴着他的冠军戒指。
“它代表了我所克服的一切,”他说。
蒙特利尔阿鲁埃特队庆祝获得2010年加拿大橄榄球联赛冠军
但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伤病之后,他决定离开职业体育界,成为一名教师。2013年,57岁的母亲死于病毒性疾病,他痛不欲生,开始了两年的旅行,并在中国生活了一段时间。
在做了一段时间的教师后,他申请了加拿大最著名的麦吉尔大学的法学院。在那里上学的第一年,他竞选了北蒙特利尔的市长,那里是加拿大最贫穷的社区之一。
竞选失败后,他指责他的左倾政党利用非白人候选人进行公关,但没有给他们足够的支持来赢得选举。一些评论家称他是个输不起的人。
他不卑不亢,随后又开始与系统性种族主义作斗争。不过他说,让魁北克人承认这一点是有难度的,因为加拿大大多数讲法语的白人本身也是少数族裔,他们认为 “多元文化主义是对他们自身文化和身份的威胁”。(注,加拿大讲法语的人数要少于英语人群,所以可以理解法语人群在加拿大也是少数群体)
现在,他正在考虑竞选蒙特利尔市长,然后进军全国政坛。
他说:”我的最终目标,是让社会成为一个像1979年那场演唱会那样的地方。我和我母亲一样,是一个梦想家。”
本文编译自《纽约时报》,推荐阅读原文。链接如下:
https://www.nytimes.com/2020/07/10/world/canada/balarama-holness-obam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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