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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人已逝，斗志长存｜《纽约时报》社论纪念民权英雄约翰·刘易斯

July 19, 2020
10:32 am

众议员约翰·刘易斯于周五去世，享年80岁。作为在那个不久之前血流成河的年代里最主要的英雄，他将被世人铭记。当时南方的黑人为了争取基本人权，被枪击、炸死或被赶出家园。在众议院行使道德权威的刘易斯，代表佐治亚州第五选区已经超过了30年。他从上世纪60年代初由“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组织的激进而又充满自我牺牲的抗议活动中，找到了这种道德权威的源头。这些抗议活动是推翻南方种族隔离政策运动的一部分。

这些年轻的示威者冒着在抗议中被枪杀、被毒死或被棍棒打死的危险，揭示了种族主义的野蛮本质。他们挑战了南方各州将黑人拒于投票站之外和 “只欢迎白人”的餐馆之外，以及将黑人限制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标有“有色人种”座位上的做法。

在被捕后，“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成员有时会拒绝保释，他们大肆宣扬不公正，并拒绝向种族主义的刑事司法体系提供财政支持。

这群年轻人明显忽视了民权机构成员的建议，后者敦促他们耐心地通过法院寻求赔偿。在这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年长政治家中，有一位著名的民权律师瑟古德·马歇尔，他当时即将成为美国第一位黑人最高法院法官。他认为，这些年轻的活动分子继续推进从1961年初开始的危险重重的“自由乘车运动”是不对的。该运动通过让不同种族的群体乘坐公共汽车进入南方腹地，来检验最高法院一项关于禁止州际交通中进行种族隔离的裁决。

马歇尔谴责“自由乘车运动”是徒劳的，只会害死人。但在刘易斯看来，美国黑人当时所遭到的迫害情况十分紧迫，不能交给缓慢的司法程序和少数律师在一个封闭的审判室里来解决。通过在美国南方腹地公开抨击《吉姆·克劳法案》，尤为引人注目的年轻活动分子正在激起一场广泛的群众运动，试图引起美国人对美国南方非人道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关注。与马歇尔会面后，刘易斯明白，南方酝酿的大规模反抗不仅是反对种族主义本身，也是一场反对民权机构自满情绪的斗争。

一、从“救赎的苦难”到“非暴力抗议”

到20岁出头的时候，刘易斯已经接受了一种基于“救赎的苦难”原则而形成的非暴力抗议形式。这个词是他从詹姆斯·劳森牧师那里学来的，劳森牧师曾研究过印度领导人圣雄甘地在英国殖民统治期间推行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这一原则让刘易斯想起了他的宗教教育和他母亲经常背诵的祷文。

在与迈克尔·德奥索合著的回忆录《与风同行》中，刘易斯解释说：“痛苦的本质中有一种解放、净化和救赎的东西，”他还说，苦难“也会触动和改变我们周围的人。它让我们和周围的人看到了一种超越自身的力量，一种正确和道德的力量，一种正义真理的力量，它是人类良知的基础。”

他写道，非暴力生活的本质是原谅的能力——“即使一个人当面骂你，朝你吐唾沫，或拿着点燃的香烟烫你的脖子”——你要明白这个攻击者和你一样是受害者。从根本上说，这种哲学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之上：善良的人们（刘易斯称他们为“受人爱戴的群体”）会奋起反抗邪恶和不公正。

刘易斯把这些信念带到了“自由乘车运动”中。乘客们把他们在华盛顿一家中餐馆的践行聚餐称为“最后的晚餐”。一些参与者实际上已经写下了遗嘱，他们意识到自己可能永远也回不了家了。没有人想死，但大家都明白，愿意牺牲对寻求正义至关重要。

三K党（注：奉行“白人至上”主义并带有严重种族歧视色彩和行为的组织）尽其所能确保出现这种牺牲的后果。该组织对阿拉巴马州安尼斯顿的一辆公共汽车投掷燃烧弹，还试图关上公共汽车的车门活活烧死这些“自由乘客”，但没有成功。《与风同行》描述了刘易斯乘坐“自由乘车运动”的公共汽车抵达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时发生的特别悲惨的一幕。

他写道：“公共汽车终点站似乎空无一人，但突然，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些人，从四面八方涌来。他们是白人，有男人、女人和孩子，数以百计。他们从小巷里、街边、办公大楼的角落里涌出来，就像从一扇门里被放出来了一样。他们携带了所有能想到的临时武器，包括棒球棒、木板、砖头、铁链、轮胎铁杆、水管，甚至园艺工具锄头和耙子。其中一组人让女性站在最前面，她们的脸因愤怒而扭曲。她们尖叫着：‘把这些黑鬼抓起来，把这些黑鬼抓起来！’现在他们转向了我们，三百多人的人海，叫喊着、尖叫着。男人挥舞着拳头和武器，女人挥舞着沉重的手袋，小孩子用指甲挠任何他们能抓到的人脸。”

刘易斯的“自由乘客”伙伴们试图通过爬树和爬墙逃离这群暴民，但没有成功。他回忆道：“这太疯狂了。简直难以置信。……我现在可以看到吉姆·茨沃格正在被疯狂地殴打。有人捡起他掉在地上的手提箱，使劲朝他的头抡去。接着，另一名男子抬起吉姆的头，把它夹在两膝之间，而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其他人则对着吉姆的脸又打又挠。他闭着眼睛。他失去了知觉……就在那一刻，我感到头被撞了一下。我能感觉到我的膝盖塌陷了，然后就不知道了。刹那间，一切都变白了，然后又变黑了。”

二、“把《吉姆·克劳法案》烧为灰烬”

1963年，刘易斯与该运动中的老一辈政治家再次发生了冲突，他们劝说他把即将在华盛顿大游行上发表演讲中的语气改得更缓和一些。在被舍弃的演讲稿中，刘易斯对约翰·肯尼迪政府提出的民权法案给予了最严厉的批评，还有一段措辞激烈的文字威胁说，这场运动将“像谢尔曼（注：指威廉·特库赛·谢尔曼，美国内战时期联邦军著名将领，陆军上将）那样，游行穿过南方，穿过迪克西的心脏地带（注：这是阿拉巴马州的别称。迪克西Dixie指美国南部各州及该地区的人民，与指美国北部的洋基Yankee意义相对）。我们将奉行自己的焦土政策，以非暴力方式将《吉姆·克劳法案》烧为灰烬。”

然而，即使是语气缓和下来的演讲，对于当时的背景来说也是激进的。在民权领袖们普遍将非裔美国人称为“Negroes”（黑种人）的时候，刘易斯的演讲却使用了 “Black（黑人） ”一词。“在密西西比河的三角洲，在佐治亚州的西南部，在阿拉巴马州的黑带地区，在哈莱姆，在芝加哥、底特律、费城和全国各地，黑人民众正在为争取工作和自由而游行。”

令许多人沮丧的是，23岁的刘易斯把这场运动描述为“一场革命”，呼吁所听众“投入这场正在席卷美国的伟大革命中。走到每一个城市、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小村子的街头并驻足，直到真正的自由到来，直到革命完成。我们必须参与这场革命，完成这场革命。”

刘易斯把对非暴力力量的信念带到了阿拉巴马州的塞尔玛。这场游行很快被命名为“血腥星期天”，以纪念州警对和平游行者发动的凶残攻击。刘易斯头骨骨折，是在医院接受治疗的58人之一。

乔治·弗洛伊德被警察残忍杀害后，世界各地爆发了示威游行，这揭示了许多人需要视觉证据，才能对一直在镜头之外发生的不公正行为产生愤怒。

对警察在“血腥星期天”实施的暴力行为进行电视转播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它引起了全国性的愤怒，并为需要制定《选举权法》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子。该法案于当年夏天签署成为法律。

该法案的关键部分要求某些州和某些州的部分区域在改变选举规则之前必须寻求联邦许可。对于民权运动的支持者来说，这几乎是天赐良机，至少是对那些为争取选举权而牺牲的男男女女进行的部分回报。

在最高法院于2013年严重削弱该法案后不久，各州开始公布限制选举权的措施。在做出决定时，刘易斯先生写道，最高法院“用一把匕首”插进了这部法律的心脏，尽管该法来之不易且仍有必要存在。他以其惯有的雄辩，敦促国会恢复《选举权法》，将选举权描述为 “几近神圣”，“是我们在民主制度下最有力的非暴力工具”。

约翰·刘易斯的去世夺走了美国在争取种族公平的斗争中最重要的一名斗士，这场斗争可以追溯到19世纪，以及第14和15修正案的通过。美国人民，尤其是刘易斯在国会的同僚，如能接过他未竟的事业，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注：第14修正案，经常被称为美国的“第二宪法”，其中涉及公民权利和平等法律保护。第15修正案禁止联邦或州政府根据公民的种族、肤色或以前曾是奴隶而限制其选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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