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亚历克西斯·杜邦高中的一次竞选活动中，在哈里斯走上讲台发表演讲前，与拜登擦肩而过。

不久前，种族自由主义和种族保守主义之间的斗争还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内部的斗争。现在，这是一场政党之间的斗争。

尽管乔·拜登和卡玛拉·哈里斯是民主党的头号候选人，但族裔和种族在美国政治中的重要性正在增强，而不是减弱。

随着非裔美国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在美国社会中占据越来越多有影响力和权威的地位，他们也面临着来自右翼人士的强烈反击，这些人反对让渡权力的态度十分坚决，无论这种反对是隐蔽的还是公开的。现在，这种反对意见在当代共和党中根深蒂固，两党在这个问题上经常针锋相对，而且程度越来越高。

弗吉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联合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唐·拜尔在2月14日发布了一份名为《2020年美国黑人的经济状况》的报告。其中，美国黑人挫败感的诸多来源显而易见。

报告发现：

• 从1980年到2018年，按通货膨胀调整后的美元计算，黑人家庭收入每年增长超过11000美元，但白人家庭收入增长更多。2018年，典型的白人家庭每赚一美元，典型的黑人家庭只赚了59美分。这比2000年的情况要差得多，当时典型的白人家庭每赚取一美元，黑人家庭就能赚取约65美分。

• 最成功者的种族差异最大：大学毕业生的种族薪酬差距和种族财富差距都是最大的。拥有大学学历的白人在2018年的收入为6万美元，而拥有大学学历的非裔美国人的收入为4.9万美元。

• 不到一半的黑人家庭拥有自己的房屋（42%），这与2004年黑人住房拥有率的峰值49%相比有显著下降。而白人家庭的住房拥有率则接近四分之三（73%）。

几乎所有的民意调查都显示，拜登-哈里斯团队目前处于胜券在握的位置。他们在“真清晰政治 (RealClearPolitics)”组织的民调中领先7.6个百分点，538博客将拜登获胜的概率定为73比27。为了应对这样的局面，特朗普和共和党推出了重型火炮。

他们正在使用的策略是针对有色人种选民及其支持者的，其中包括让投票监督员质疑少数族裔选民所投的选票、对选民身份证件提出要求、竭尽全力地反对邮寄投票、对邮政服务发起挑衅以及声称选民存在欺诈行为，为抹黑或拒绝承认选举结果打下基础。罗恩·布朗斯坦在《大西洋月刊》中把这种策略完美地总结为“联邦政府的武器化”。

煽动种族仇恨的火焰是特朗普选举策略的核心，就像2016年一样。

路易斯维尔大学和乔治敦大学的政治学家亚当·恩德斯和贾米尔·斯科特在2019年的论文《1988-2016年美国选举政治的日益种族化》中发现：

“从1988年开始到2016年，种族怨恨与党派和意识形态的自我认同、对主要的政党总统候选人的评价，以及对医疗保险和政府服务态度之间的关系逐年加强。”

恩德斯和斯科特首先看了统计数据：

“种族怨恨对党派自我认同的边际效应从1988年的0.01增加到2016年的0.14，同期它对意识形态自我认同的边际效应也从0.05增加到0.12。”

恩德斯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对这些数字进行了扩展：“1988-2016年，种族怨恨与党派关系的强度增加了600%以上，而种族怨恨与意识形态自我认同的关系增加了177%，比原来增加了一倍多。而且，种族怨恨与党派关系的强度实际上超过了种族怨恨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前者的起点较低，但涨幅较大。”

杜克大学的政治学家赫伯特·基特谢尔特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种族关系和种族主义在过去20年中成为美国政治的焦点，这与民权运动以来的任何时候都不同”。

他继续写道: “非裔美国人的融入和平等化缺乏进展是一个大的背景，在大萧条的余波中这种情况显得更加突出。白人福音派在共和党一方的崛起，深刻地加深了种族鸿沟（白人基督教会是志愿类协会中种族隔离程度最高的组织之一）。

白人在人口中的比例稳步下降，这对人口结构的影响很大。

2014年8月，《教育周刊》报道称：“今年秋季在公立教育体系K-12的课堂上，拉丁裔、非裔和亚裔学生的总人数预计将首次超过非拉丁裔白人的人数。少数族裔学童新形成的集体多数（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预测这一比例为50.3%）主要是由拉丁裔人口的急剧增长和白人人口的下降所推动的，其次是由于亚裔美国人数量的稳步上升。非裔美国人的增长基本持平。”

皮尤研究中心在2019年6月的报告中发现，2017年在美国的外国出生人口达到创纪录的4440万。从1970年到2017年，移民占人口的比例从4.7%增长到13.6%。

两党在人口结构变化问题上的激烈冲突，一直是塑造政治的一股推动力，而这种推动力的表现形式，从表面上看似乎与种族无关。

当被问及当今的政治环境与1988年拜登首次竞选总统时的政治环境相比如何时，达特茅斯学院的政治学家肖恩·韦斯特伍德回答了他最关注的方面，那就是仇恨如何塑造了两党的当前形态。

他认为，1988年时的选民更有可能尊重对方，选民们认为两位候选人都在寻求改善美国人生活方式的办法。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如今的候选人都专注于把愤怒转化为自己的优势，拜登在寻找那些对特朗普感到愤怒的人，而特朗普在寻找愤怒的中产阶级白人。

在过去的30多年里，民主党一直走在变革的前沿，比整个国家领先一步甚至更多。

民主党支持者变得更加自由主义，尤其是在文化问题上；他们更加依赖东海岸和西海岸的各州；更加多样化，意识形态更加正统，宗教信仰更少，白人更少；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受教育程度更高。

“我清楚地看到种族和宗教差异，尤其是白人基督徒与其他所有人之间的差异，”东伊利诺伊大学政治科学家瑞安·伯奇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他在描述两党近几十年来的变化

然而，“共和党看起来与20世纪80年代并没有太大的不同：1984年，大约88%的共和党支持者是白人基督徒；到2018年，这一比例仍为75%。”

相比之下，民主党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伯奇继续写道：“1984年，大约68%的民主党支持者是白人基督徒，现在这一比例是38%。”

从1991年到2018年，认为自己没有宗教信仰的民主党支持者的比例从10%上升到38%。虽然大多数民主党支持者说他们信仰上帝，但该党已经成为无宗教信仰者之家。

在《纽约时报》的采访中，公众宗教研究所的创始人和CEO罗伯特·琼斯，用直截了当的术语描述了共和党和白人福音教徒之间形成联盟的深层原因：“新的文化战争不是堕胎或同性婚姻，而是为了保留住一个白人的占主导的，基督教的美国,”琼斯表示。

他补充道：“这才是特朗普真正想引领的趋势。‘让美国再次伟大’这句话，在大多数白人福音派新教徒和白人工人阶级听起来，就是在说‘我要维护这个国家的构成’。”

琼斯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

“随着共和党继续保持相当的同质性，并在几十年来部署的所谓‘南方战略’的推动下，该党围绕着白人种族怨恨的政治取向将支持者组织起来，令民主党默认成为那些不认同这种怨恨者的政党。结果这一发展更密切地反映了美国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因此，今天的民主党联盟，在种族和宗教方面，明显比1988年拜登第一次竞选总统时更加多元化。而宗教和种族认同的问题，在今天界定党派分歧方面更为突出。“

注：“南方战略”，是指几十年来共和党用于赢得美国南方选民支持的战略手段，该战略通过含蓄甚至明确的表达方式，利用白人在反种族主义运动中生出的“白人恐惧心理”以及“怨恨情绪”，告诉白人工人阶级选民，民主党忽略了他们的疾苦，与之共情后成功赢得大面积南方选票。

随着民主党内部白人基督教徒的比例下降，自称自由主义者的民主党支持者的比例增加了一倍多。1994年，只有四分之一的民主党支持者自称是自由主义者。根据盖洛普的调查，有相同比例的人称自己为保守派，有48%的人称自己为温和派。 

1987年，时任参议员的拜登和他的妻子吉尔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宣布自己为民主党提名候选人时向人群致意。

如今，该党在意识形态的自我认同方面已经果断地转向左翼。盖洛普调查发现，到2020年初，53%的民主党支持者称自己是自由主义者，而自认为是保守派的民主党支持者已经减少到11%，温和派也下降到35%。

民主党支持者中的白人推动了自由主义自我认同的增加：盖洛普调查显示，在过去20年里，表示自己是自由主义者的白人民主党支持者的比例上升了20个百分点，从34%升至54%。黑人民主党支持者则增加了9个百分点，从29%增加到38%，拉丁裔民主党支持者增加了8个百分点，从25%增加到33%。

在1992年，60%的民主党支持者只有高中或以下学历，17%的人上过一些大学课程，只有24%的人有大学学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26%的共和党选民拥有大学学历。

从那时起，民主党就开始超越共和党，成为一个以拥有大学学历为主的政党。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从1999年到2019年，拥有大学学历的民主党支持者的比例从22%上升到了37%。在同一时期，拥有大学学历的共和党支持者的比例几乎没有变化，只增长了一个百分点，为27%。

民主党选民意识形态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关键在于该党基本盘选民的地理位置变化。

与今天的民主党相比，30年前民主党的势力范围在地理上是分散的，没有集中在东西两岸。看看1992年的大选地图，中西部有一大片蓝色的州，其中4个曾经是南部邦联的一部分。

在2016年的总统选举中，除了明尼苏达州和伊利诺斯州以外，所有中西部地区以及11个南部邦联州中的10个都变成了红色（注：即支持共和党）。

1992年投给克林顿的南方和中西部各州在2016年投给了特朗普(各个州在图中的大小是根据其选举人票数确定的)。

同样的地区变化也发生在众议院，这可以从2008年和2018年的党派席位分配对比中看出。这一对比结果发布在布鲁金斯学会(一个中间偏左的智库)的网站上：

民主党在非城市、内陆的国会选区失去了地盘

这些变化导致了民主党主导地区和共和党主导地区之间日益增长的经济分化。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马克·穆罗在电子邮件中写道:“基本上，在短短10年时间里，两党在经济繁荣和收入方面的水平从基本相近，变成了急剧变化的明显分化。”

过去10年，“赢者通吃”的经济模式向大城市倾斜，导致这些地区的产出大幅增长，民主党选区的中等家庭收入在10年内大幅上升，从2008年的5.4万美元升至2018年的6.1万美元。相比之下，共和党选区的收入水平在2008年开始时略高，但随后从5.5万美元下降到5.3万美元。

以一个关键的经济指标——生产率为例。穆罗写道：“总体而言，民主党地区的生产率从2008年的人均11.8万美元上升到2018年的人均13.9万美元。相比之下，共和党地区的生产率仍停留在11万美元左右。”

根据穆罗的分析，在短短十年中，支持民主党的地区“具有学士学历及以上的成年人比例从2008年的28.4%上升到35.5%”，而共和党选区的选民“具有学士学历者的比例几乎没有超过26.6%，与此同时选民中白人比例更高，年纪更大。”

虽然分析起来比较复杂，但近年来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政治专业人士所说的“交叉压力选民”（注：交叉压力是指人际之间对于政治意见与立场的歧异与纷杂程度，或者个人身处一个周遭政治立场与政治意见不一致的环境）的减少。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学家克里斯托弗·华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描述了这一现象：

“在大众层面上，两党在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更加分化。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有许多反对堕胎的民主党选民和支持堕胎的共和党选民，而今天绝大多数赞成堕胎权的人是民主党选民，反对堕胎权的人是共和党选民。”

华肖写道，与之类似的是，“如今，人们的喜好更加单向。也就是说，曾经有很多人在经济问题上是自由主义者，在堕胎或种族等文化问题上是保守主义者(反之亦然)。但是今天，大多数人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是落在同一个意识形态/党派的连续统一体上。所以，如果你在文化/社会问题上持自由主义态度，那么你可能在大多数经济问题上也持自由主义态度。

华肖与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科学家德文·考西和詹姆斯·邓纳姆合著了一篇文章，描述了他们所称为的政治“意识形态国有化”。他们发现，在20世纪50年代，选民和当选官员的经济保守主义“与他们在种族和社会问题上的保守主义无关”。

在参议员中，“到1970年，这三个领域的相关性已经大致相当”，而“到2000年代，大规模的保守主义已经高度相关”。

换句话说，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都变成了一个单向维度——在经济、种族和社会文化问题上是保持一致的：

“到本世纪末，精英与大众这两个层面的保守主义在各个领域之间变得高度相关。精英倾向与大众倾向的主要区别在于，意识形态冲突在参议院比在公众中更早地坍塌到了同一个维度。”

我在前文提到的基特谢尔特用不同的语言描述了这一趋势：

“政治学家喜欢比较政体中‘相互加强’和‘交叉性’分歧产生的效果，典型的假设是交叉性分歧包容并抑制社会冲突，而相互加强的分歧则加深了社会冲突。”

基特谢尔特继续写道：

“近年来，美国的政治分歧逐渐减少了交叉性，而更多的是在加强，现在已经把这个国家变成了两个充满仇恨和愤怒的战争阵营，这一情况比内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严重。”

他表示，其中一个阵营中的人们受过高等教育；在后工业部门工作；是非宗教/无神论者或非基督教教徒；几乎都是少数族裔；同情非异性恋的取向；城市人口多于农村人口；显而易见的年轻；更多的是女性，尤其是单身的女性。

而在与之相反的阵营中，人们受教育程度较低；在工业和农业/采掘业部门工作；是福音派基督徒；欧洲裔白人；异性恋者；农村人口多于城市人口；显而易见的老；男性稍多，尤其是已婚男性。

尽管左派和右派都有很多关注点，但其中最突出的是种族问题和它的表亲移民问题，而这两大关注点越来越成为党派政治的核心。

民主党曾两次提名巴拉克·奥巴马为美国首位黑人总统。星期三晚上，民主党提名了卡玛拉·哈里斯为副总统候选人，她是印度裔和非裔美国人，也是第一位获得民主党提名的有色人种女性。

民主党的种族自由主义前所未有地挑战着共和党的种族保守主义。总统选举不会结束这场冲突，但选举结果将决定这个国家在实现完全平等承诺的斗争中是前进还是倒退，而这一承诺自建国以来就一直是国家的核心。

本文编译自《纽约时报》，原作者：Thomas B. Edsall，原文链接：
https://www.nytimes.com/2020/08/19/opinion/trump-biden-race-2020-elec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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