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的报道说，曼谷的一条街道、日本的沿海城市和越南的农村，都随着疫情后中国移民浪潮的到来发生变化。
风水师说，曼谷Pracha Rat Bamphen路的中段像龙的腹部。因此，这里是一个吉祥之地： 在这里居住或经商，就很有可能生意兴隆。因此，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一批中国企业家开始来到这里，房地产成了抢手货。
对一些当地人来说，出售或出租他们的住宅（通常在底层有商业空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52 岁的长期居民 查纳蓬·里塔亚迈，看到他邻居的房子以 1500 万泰铢（42 万美元）的价格成交，比预期价格高出 50%。
查纳蓬曾多次拒绝为自己的商店出价。他说：”我拒绝了，因为这是我父母留给我的遗产，我不能租给任何人。我看着房子从一条土路上拔地而起”。
像他这样坚持的人并不多。这条街上曾经都是泰国人开的商店，如今却挂满了从猪肘饭到视频制作服务的普通话招牌。
受经济衰退和对习近平日益高压统治的失望情绪驱使，自2019年以来，已有110多万人离开中国。在一些并非中国人传统消费目的地的社区，这些人的涌入带来了一些变化，有些是可喜的，有些则不然。
在曼谷市中心的一条街道上，中国人挤走了当地的商人；使越南部分农村地区实现了工业化；提升了日本海边别墅的价值。
在最近的中国移民潮中，有一位 35 岁的刘兵（音），他是 Pracha Rat Bamphen 路一家餐馆的共同所有人，这家餐馆主营麻辣火锅，香喷喷的火锅里放着让人垂涎欲滴的四川辣椒。
他的餐馆在 12 月份开业还不到两周，但来自中国西南部大城市重庆的刘兵已经计划今年再开三家餐馆，”中国的经济并不景气，我们喜欢泰国的环境和缓慢的生活节奏。”
根据塔玛萨大学助理教授西瓦林·勒特普实对官方数据的分析，泰国有多达 13 万中国移民。近年来，中国移民的数量有所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 2022 年推出的长期居留签证。
尽管政府铺设了欢迎垫，但中国新移民还是引发了普通泰国人的不满。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关于他们无视当地规范，在公共场合插队和大声说话的抱怨，还有人指控他们藐视签证规定和限制外国人在某些企业中持有少数股份的规定。
一个经常听到的批评是，中资企业对国内经济的贡献不大，因为业主从内地请劳动力，采购原材料和商品。西瓦林去年发表了一份关于中国移民影响的报告，他说：”这些问题在泰国社会引发了一股不满情绪。”
Pracha Rat Bamphen 路的变化和紧张局势，凸显了中国大流行后移民潮对全球各地社区造成的冲击。
长达三年的严厉管控政策，再加上对房地产投机的打击导致房价下跌，这一切都以习近平提出的 “共同富裕 “为名。为了应对与美国的贸易紧张局势，中国重新规划了供应链，这使得中国企业主在近至柬埔寨、远至墨西哥的地方开展业务。
中国没有公布移民数据，但联合国汇编的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移民人数明显增加。在截至2019年的十年间，年均净移民人数略高于19.1万人，但在过去两年中，年均净移民人数攀升至31万多人。预计这一数字不会很快减少。
吉隆坡房地产咨询公司 Juwai IQI 估计，未来两年将有超过 70 万人离开中国。
离开中国的人中，既有在新加坡或阿联酋购买豪宅的富人，也有在偷渡者帮助下试图非法穿越美墨边境的穷人。但最大的出逃群体来自中产阶级：技术工人、小企业主和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
对一些人来说，离开是为了追逐经济机会。随着美国科技巨头寻求降低制造业对中国的依赖，他们正在鼓励中国供应商在其他地方设立前哨基地。
在越南北部的北宁省和北江省，巨大的工业园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过去的稻田里，为苹果公司等公司组装电子产品。
随着新工厂的建成，技术熟练的经理和工程师们也开始寻求在大陆复制他们的成功。
在省会北宁市，中国居民的身影随处可见。当地的餐馆依靠中国应用程序微信的二维码，来接受炸面包和鸡爪的订单。店主使用谷歌翻译来处理啤酒订单。新开的卡拉 OK 酒吧和按摩店遍布大街小巷。
工厂里的工作报酬很高。负责管理地区工业园区的道旋强（音 ） 说，高级管理人员的年薪高达 65,000 美元，约为当地平均工资的 16 倍。
这些钱帮助在市中心附近形成了一片繁荣的中国飞地，到处都是豪华别墅和豪华 SUV。越南对中国外籍人士的吸引力之一在于，与国内不同的是，当局并不反对炫耀财富。
在 Goertek 公司（一家为苹果生产 AirPods 的中国公司）的工厂门外等车时，摩托车出租车司机丹清昌（音）说，工业园区正在改善当地人的生活。
他说：”年轻时，有些日子我挣的钱连一粒米都买不起。”
如今，70 岁的丹和他的家人租房给在电子厂工作的移民，每月至少能赚 2750 美元。
收入越高，离开中国的决定就越复杂。对于那些已经积累了一定财富的人来说，离开中国往往是出于对自己和孩子更大自由的渴望。
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对私人生活的控制也相对宽松。许多中国中产阶级，认为他们比美国的同龄人生活得更好，而美国的同龄人则面临着收入停滞和社会经济流动性下降的问题。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海外上大学，有时还在海外置业，但许多人最终还是回到了国内。
随着习近平加大对科技和房地产等行业的压力，对人们私生活的干预也在增加，很多人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随后，大范围的疫情封锁开始出现。
生活在伦敦的49岁中国商人杰森·孙（音）说，直到几年前他才开始考虑移民。随着习近平收紧对中国的控制，孙将女儿送往海外留学，自己则留在了上海。
他遇到过一些惊吓，比如身边的人被指控贪污，但他认为只要保持低调就不会有事，”我想，只要我专注于享受生活，不涉足政治，我就可以躺平过余生。”
当 大流行时，当局拒绝了他去邻省浙江探望父母的请求，仅几周后老人就去世了。孙说，”封锁是最后一根稻草，这让我崩溃，再也不想留在中国了。”
虽然从中国提取资金并不容易，但孙还是通过一系列假的进口交易把钱取出来了，这是企业主经常使用的伎俩。现在，他在伦敦市中心拥有一套四居室的公寓，在杜尔维奇郊区有一栋房子，还持有两家中餐馆的股份。
在新家的生活并不轻松：很难适应这里的天气；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他和女儿的手机都被抢了。孙说：”我不能说我喜欢伦敦，但我绝对没有回去的想法。”
英国政府称，在截至 2023 年 6 月的 12 个月内，中国是继印度和尼日利亚之后的第三大非欧盟移民来源国。
葡萄牙和塞浦路斯等许多欧洲国家收紧了所谓黄金签证的标准，但拥有足够资产的中国移民，仍可购买居留权。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最近也推出了吸引海外资金的计划。
就连一向对移民持谨慎态度的日本也在放宽限制，以吸引企业家和投资者。商业管理签证为投资 500 万日元（3.4 万美元）的企业提供居留权，在中国人中很受欢迎：去年前九个月，有 2768 名中国公民通过这种方式进入日本，超过了 2022 年创下的 2576 人的年度记录。
虽然与其他国家相比，这一数字并不算大，但在大城市之外，这些中国人的到来却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冲绳是日本最贫穷的县，经济主要依靠旅游业，这里拥有碧绿的海水、珊瑚礁和符合中国人口味的美食。政府数据显示，在沉睡的海滨城市糸满，尽管疫情期间冲绳县严格禁止外国人旅行，但登记在册的中国居民人数从 2019 年年中到 2022 年年中增长了 16%。
据当地人说，在一片填海土地上建立起来的社区，现在住着越来越多的富裕中国人，其中许多人从事贸易或旅游业。从一些房屋上悬挂的招牌可以看出，有些人经营着民宿。
在这一地区为数不多的餐馆中，有一家出售中国饺子。一位日本房主说，他每周都会收到房地产公司的求购信，这在几十年来房价基本持平的日本并不多见。
72 岁的当地居民玉城正夫说：”感觉我们正处于悬崖边。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创建一个新社区，同时又能保持我们的传统。”
造成这种不安的原因之一，是流出中国的资金规模巨大。据法国法国外贸银行估计，仅 2023 年就会有 1500 亿美元的资金流出中国。这可能会对社区产生变革性影响，有时甚至是不可预见的影响。
在加拿大西海岸，温哥华的情况，可以让糸满（Itoman）和北宁等地的政府领导人了解将来会面临什么。得益于加拿大在 1986 年推出的一项投资移民计划，温哥华吸引了大量富有的中国人，这些人最初是英国回归前逃离温哥华的香港人，开发商为这些新移民建造了一连串光鲜亮丽的公寓楼。
在温哥华地区的 260 万人口中，约有五分之一是华裔，而在列治文这个广阔的郊区，华裔人口比例接近 60%。列治文市议员亚历克莎·卢是一名华裔加拿大人，也曾是奥运会单板滑雪运动员，她说，居民们一整天只说中文并不难。
在温哥华的阿尔伯尼街（Alberni Street）上，曾经咖啡馆和商店林立，而现在人们只需几步就能从古驰到劳力士再到普拉达专卖店逛个遍。
老凤祥珠宝店的店员估计，60%的顾客是华裔。
温哥华地区飙升的房价激起了人们的不满情绪，这些不满情绪最终在政府政策中得到了体现，最终导致了一项为期两年的禁止非加拿大人在大城市购买房产的禁令，于去年 1 月生效。
15 岁从中国移居加拿大的房地产经纪人凯文·王（音）说，华裔居民的需求依然强劲，”很多已经在这里的人都想升级”。
在新加坡一家科技公司工作的程序员雅各布（音），尽管面临着移居海外的种种困难，包括获得合适的签证、绕过中国政府对资本外逃的限制，以及适应一个新国家的日常挑战，但他仍坚持自己的决定，要在中国之外为自己创造新的生活。
雅各布说，他以前在中国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担任软件工程师，有一辆汽车和一套无抵押的公寓。
然而，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这样的奢侈生活已成为过去。习近平在2020年发起的科技行业打压行动，导致数万人失业。雅各布决定移民的原因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他不想让女儿上党的意识形态必修课，宣扬对共产党忠诚的重要性。
“潮流已经转向，”他说。”我过去在中国享受的中产阶级生活岌岌可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