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社刊发表署名评论文章，学者裴敏欣写道，中国领导层必须尽快把重点转向经济，无视经济低迷将使中国领导人付出沉重代价，并引发高失业率和绝望引发的社会动荡。加美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者确认其中事实。 

如今，无论从哪里看，都很难避免有关中国经济复苏乏力的坏消息。但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掌舵人，国家主席习近平似乎并不感到担忧。

习近平最近出席的唯一一次有关经济的公开活动，是 7 月 21 日与党内人士的会面。习近平讲话的官方摘要强调，要相信最高领导层的判断，并为民营企业家提供 “政治指导”。

他的讲话中没有任何内容表明迫切需要制定新政策。三天后，他还召集政治局会议讨论经济问题，但未提出任何具体措施来提振投资者信心。

尽管负面消息层出不穷，但为了强调习近平对国家财政健康状况的信心，党的主要意识形态刊物于8月中旬发布了习近平在2月份发表的讲话，他在讲话中建议在实现 “中国特色现代化 “的过程中要有 “历史耐心”。

由于这份讲话是在本月初最高领导层夏季会议结束后立即公布的，所以很可能预示着习近平打算坚持到底。从最近跌至 16 年来最低水平的人民币再次面临下行压力来看，市场似乎要求中国政府采取行动，而不是舒缓言辞。

面对中国数十年来最糟糕的经济形势，习近平表现出的冷静可能令投资者失望，但他有充分的政治理由，不把经济复苏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与所有以最高警惕性保护手中权力的强人一样，习近平很可能知道，转向经济意味着将大量权力下放给技术官僚。这是因为解决中国当前困境的大多数具体政策都非常复杂，技术性很强。

权力下放是重振经济活力的前提。

向负责经济的高级官员授权，可能会削弱习近平本人的影响力，尽管他们必须是他的支持者。他可能还记得毛泽东在 1959 年至 1961 年大跃进饥荒之后的经历。这场灾难摧毁了毛泽东的威信，这位独裁者不得不让位，将经济决策权让给实用主义者。

但很快，毛泽东就开始后悔这个决定，因为随后的经济复苏增强了实用主义者的力量，而毛泽东却为此付出了代价。

他不得不在 1966 年发动文化大革命，重新夺回政治主导权。

习近平的另一个担忧是，如果党现在在经济问题上调转方向，他的政绩就会遭到否定。

私营部门约占经济总量的 60%，创造了 90% 的就业机会，要重燃私营部门的企业家精神，可信的措施至少必须包括放松管制、结束针对企业的歧视性政策以及刺激消费。最近为实施习近平的安全议程而采取的措施，如打击外国咨询公司和新的反间谍运动，必须暂停，以减轻海外公司的担忧。

此外，还需要进一步缓和与美国的紧张关系。

然而，这些政策调整，不仅有悖于习近平党国至上的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信仰，还可能意味着他过去十年的政策，是造成今天经济泥潭的罪魁祸首。

然而，不作为将使习近平付出沉重代价。虽然他的权力没有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但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将不可避免地损害他作为一个有能力领导人的形象。他的 “中国梦 “，对于经济日益困难和绝望的普通民众来说是空洞的。高失业率和机会匮乏将引发社会动荡。

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是体制内的精英也会心怀不满，因为经济低迷意味着勒紧裤腰带和减少福利。

虽然习近平会为将重点转向经济付出实际的短期政治代价，但他可以获得巨大的长期利益。他的时间范围不应是未来几个月，而是未来十年。

在去年的党代会上，他将亲密盟友提升到党内最高职位，但显然没有指定接班人，这就预示着他打算在第三个任期结束后继续任职，第三个任期将于 2027 年底结束。

如果中国经济能够持续复苏，从 2% 到 3% 的年增长率回到 4% 到 5% 的增长轨道，这对习近平的未来将大有裨益。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新的就业机会，显然会提升他的个人权威。他将有更多的税收来资助他所珍视的本土技术自给自足和军事现代化的目标。

更大的经济规模，也将为习近平带来更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力。

习近平应该从毛泽东时期吸取的教训，不是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初将经济政策让给实用主义者后如何失去了影响力，而是他的遗产为何很快被瓦解。

1976 年 9 月，毛泽东逝世，留下了一个贫困的国家、一个饱受创伤的政党和一个完全丧失信誉的官方意识形态。邓小平用他的 “改革开放 “迅速摧毁了毛泽东的遗产。

如果习近平想确保留下更持久的遗产，他最好的选择是留下一个繁荣的中国，而不是一个被蹂躏的中国。但他现在就必须行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