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报道说，在未来几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面临压力，做一件他从未做过的事情：可能疏远富人和中产阶级的全国性增税。
习已经主持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2021年，税收收入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1%，而美国的这一比例约为27%。中国只有不到10%的人口缴纳任何所得税。
据中国政府称，减税刺激了企业扩张和家庭支出，推动了经济增长。为了弥补损失的收入，中国政府和地方政府加大了债券发行量，也变得更加依赖其他收入来源，如向开发商出售土地。
但是，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放缓，对新住房的需求降温，这种筹资模式正面临着严重的压力。
世界银行前中国国家主任郝福满（Bert Hofman）说：”人们逐渐认识到，目前的财政轨迹是不可持续的。包括最近的减税。”
中国的几十个城市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债务，并且在支付公务员和教师工资时出现了麻烦。鹤岗是一个靠近俄罗斯边境的100万人口的都市，其财政问题已经成为头条新闻。
在20世纪90年代，当大量城市难以支付工资时，中国领导人以增值税和商业利润税为中心进行财政改革。税收迅速增加，到2000年代，中国中央政府的收入足以资助一个基本的福利国家。为资助社会保障、失业、健康和其他福利而引入的强制性雇主和雇员缴款，也是实现这一里程碑的关键。
但地方上的共产党干部有更大的野心。为了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并提高他们自己的政治地位，他们花费巨资为农村土地的发展做准备。这需要向农民提供补偿，拆除现有房屋和其他建筑，然后修建道路、电线和水管。
近年来，这些活动耗费了政府所有支出的五分之一。
当改造后的土地被卖给开发商而获得利润时，地方政府就得到了回报。公寓楼和工厂吸引了大量居民涌入，推动了土地价格上涨。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放缓，去年有6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而90年代中期只有30%，涌入当地政府的资金已经减少到一个小数目。
中国的财政体系中，土地出让金和国有企业利润等非税收收入占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一，而最大的税收来源是对销售征税，如增值税，这在发展中经济体中并不罕见。
北京大学教授张长东说，在政治上，这对共产党是有帮助的。他说，人们不太可能注意到或反对这种间接征税，而且很少或没有所得税，会降低 “公民对公共产品或代表的需求”。
然而，这与领导层的雄心壮志格格不入，因为在先进经济体中，政府支出主要是通过对个人和企业收入征税来资助的。张说：”对中国来说，走向一个依靠税收，尤其是直接税的税收体系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
一个重要原因是，随着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和需要受过更好教育的劳动力，来支持更复杂的高科技经济，社会福利支出将需要增加。
目前，中国用于养老金、医疗保健、教育等方面的公共支出约占GDP的13%，而富裕国家则为25%。
第二，随着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接近成熟经济体水平，地方政府将不得不寻找新的收入来源。
自2021年以来，政府一直在谈论在更多城市推出房产税(目前只有上海和重庆有)。但是这个计划在大流行期间被搁置了。4月，中国自然资源部宣布已经完成了一个包含15亿条财产记录的国家登记册，这为恢复房产税计划扫清了一个障碍。
更大的障碍可能摆在面前。
张说，中国的中产阶级有大约70%的财富被捆绑在住房上，因此房产税 “可能会引起抵制甚至抗议”。因此，政府可能会谨慎地征收任何财产税，而且税率很低，这意味着不可能产生足够的收入，来资助中国需要的福利支出。
另一个最明显的选择，是降低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并减少众多的免税项目。目前，个人所得税产生的收入仅相当于GDP的1%，但经济学家说，这一水平可以上升到韩国的4%，而不会引发愤怒。
即使保持门槛稳定，也可能足以扩大税收，因为中国的收入仍在增长，尽管速度比前几十年更温和。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律教授崔威说，中国富人在反对增加所得税负担方面，取得了 “令人惊叹的成功”。中国的富人没有什么政治权利，但他们可以用自己的钱包投票。政府暗示要增税，导致中国股市在10月出现下跌。
不过，习近平和政府官员们这次可能不会那么容易放手了。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们一直愿意通过激烈的反腐运动和对互联网公司的监管打击，来疏远商业精英。北京还打击了偷税漏税的名人，范冰冰可以说是中国最著名的女演员，在2018年因逃税被罚款8.83亿元。
财政需求与内部政治的碰撞，可能会导致一系列的妥协和糊弄。随着销售量的下降，地方政府将不得不缩减对土地转换的支出。依靠 “先建后补 “发展模式的城市，将需要转向提供更好的服务以吸引企业和居民。
中国中央政府也可以做得更多。
根据高盛的数据，2022年，中国债务仅占GDP的47%，而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占129%。即使将一些地方政府的债务（相当于GDP的78%）转移到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上，中央政府仍有空间进行更多借贷。
这已经在发生了，第一季度的债券发行量是20多年来最大的，而且更多的份额被分配给了地方政府。
同时，中国政府可以从国有企业中挖掘更多资源。
根据中国经济学家的估计，只要稍微提高盈利能力，或者将必须上交政府的利润份额从20%提高到30%，中国就可以填补土地销售收入下降留下的大部分缺口。
财政转型不会在中国各地统一进行。
一些具有快速城市化潜力的城市，仍会发现旧模式有效。其他城市则走得更远，与香港接壤的深圳，去年从土地销售中获得的收入不到6%，而其税收与GDP的比率为33%，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这需要进行良好的学术辩论。各部委需要把笔放在纸上，看看能做什么，郝福满说。”这不需要一夜之间发生，也不需要在今年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