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麦考林杂志刊发了山田由佳（Yuka Yamada）的文章，讲述了她在日本和加拿大感受到的不同，尤其是在女性地位方面。

90年代初，在日本的我还是个孩子，幼儿园老师问班上的同学，长大后我们想做什么。

我说自己想成为一名新娘。

我不记得其他女孩说了什么，但我可以保证，没有一个五岁的男孩说他们想成为新郎。

我和父母及两个兄弟在东京郊区长大，距离东京约一小时车程。妈妈很热情，很有爱心，在我们小的时候做兼职工作，这样她就可以照顾我们。

父亲是一名工程师，对我们很严格，很少出现：他早上6点左右去工作，晚上10点以后才回家。

我妈妈经常让我帮她做饭和打扫卫生，但我的兄弟们连手指都不需要动。只有当我要求他们做家务时，他们才会去做。

但我从来不明白，为什么要我去请求呢。

在四年级的时候，父母想让哥哥进入一所著名的私立学校，那里的教育比我们上的公立学校要好。我哥哥不想换学校，所以我站出来说自己可以替他去，这让我父母很吃惊。

我现在想，如果我不张口的话，他们是否会给我同样的机会？

私立学校确实给了我新的机会。15岁时，我在加拿大的一个寄宿家庭住了两个星期，沉浸在一种新的语言和文化中。我看到了一个可以做我自己和说出我所想的社会。

我开始着迷于学习英语，以便有一天我能再回去。

在日本，人们非常强调保持 “社会和谐”：你要顺从，不要表达不同的意见。尤其是妇女和女孩，她们被期望保持安静和服从。

我从来都不符合这个标准。在学校，我是一个 “班长”，如果老师有事要离开，我的工作就是执行规则。我站出来，大声说话，这使我成为欺凌者的目标。

我想知道，如果自己是一个男孩，情况是否会有所不同。

还有一次，五年级的时候，我在全班同学面前告诉老师他应该先做什么。我没明白，作为一个日本女孩，我应该闭嘴才对。

当我那样做时，老师一脸震惊和惊恐的表情，我到现在还记得。

20岁出头的时候，我渴望想知道在一个新的国家能给自己提供什么机会。2008年，我在一所日本大学学习英语，当时我决定参加一个为期八个月的加拿大交流项目。

从高中开始我就想出国，这是个完美的机会。

在日本，课堂讨论很少，即使在大学水平的课程中也是如此。老师向我们讲授理论和事实，让我们记住，而不是讨论或质疑。要么是对的，要么是错的，没有其他可能性。

而在加拿大的课堂上，我想当惊讶的看到，教授们鼓励讨论和辩论，包括女学生。我的意见受到重视，人们对我一视同仁。

在我的商业战略课上，我写了一份关于在日本流行但在加拿大不常见的杂志营销技术报告。我的教授对这个想法印象深刻，鼓励加拿大学生在课堂上向国际学生学习。

在日本，很少看到像我这样意志坚强、事业蒸蒸日上的女性，在日本，女性在高级管理职位中的比例不到15%；日本目前的政府只有两位女部长。

而在加拿大生活，我在任何地方都能看到女性政治家和担任管理职务的女性。我看到工作的母亲和事业蒸蒸日上的老年女性。女性可以在大学课堂上自由发表意见，她们的想法同样被倾听和重视。

2009年，我回到日本呆了一年，完成了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有一天，我在火车上看到一个男人在一个女人睡着时摸她的胸。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拥挤的火车上，但女性出于恐惧和保持沉默的压力，很难说出来。

我想说些什么，但居然在日语中找不到相应的词。于是，我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把快门声音放得很大，这样那个男人就会知道他被监视了。当那个女人醒来时，我把照片给她看，并告诉她发生了什么。她很生气，但决定不去投诉。

我当时意识到，在日本社会，作为一名女性，为自己说话是多么困难。

如果我留下来，我知道我将永远被限制在这些性别规范中。

毕业后，我想建立一个事业和家庭。我觉得在日本不可能同时拥有这两者。人们一直工作到晚上10点或11点，这对工作的母亲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的父亲也经常在这些时间里工作，从他那时候起日本职场就没有什么变化。我童年时的许多女性朋友，一有了孩子就不再工作。她们没有选择：如果你请病假或提前下班去接孩子，你就会被排除在晋升之外，被认为是没有雄心壮志。

照顾孩子和家庭责任仍然被视为妇女的任务，所以母亲们不能从事需要长时间工作的工作，基本上是和任何全职稳定工作告别，选择兼职或合同工作。

2010年，我回到加拿大，在安大略省索特玛丽的阿尔戈马大学完成了第二个工商管理学士学位。一位国际学生顾问帮助我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 当我不明白需要学习什么课程或需要帮助寻找医生时，我会向他寻求帮助。他帮助我与其他国际学生联系，我很快就有了一个朋友圈子。

我决定自己也成为一名国际学生顾问，这样我就可以像他帮助我一样帮助其他学生。我在2013年获得了研究生工作许可，并在2016年正式成为加拿大永久居民。

我现在在阿尔戈马大学布兰普顿校区管理一个学生顾问团队。

2018年，我与来自印度的国际学生Vinay结婚，他是我在大学里认识的。在2019年我们有了女儿，2021年有了儿子。做一个职业母亲很辛苦，但我比在日本时有更多的灵活性。

我经常在下午4:30结束工作，如果孩子生病或我需要去幼儿园接他们，我可以随时提前离开或晚点回来。我的丈夫和我在家吃晚饭，哄孩子睡觉。

我可以成为一个母亲，同时仍然享受一个有意义的职业生涯，我感到自豪。

3月，我在工作中担任国际妇女节活动的小组成员，当时一位听众问，日本文化是如何褒奖女性的。

我没有回答。日本在很多方面都很进步，但在性别平等、多样性和拥抱自我方面，已经落后了。我为自己祖国的文化和遗产感到自豪，但在日本，我从来没有感到作为一个女人应该被赞美。

我希望，当我的女儿长大成人时，她能感觉到自己被赋予了权力并得到了赞美。

我在教育她，让她知道自己可以成为任何想成为的人，可以是一位美丽的新娘——如果这是她自己的选择话，也可以有其他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