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习近平执政十年来，他为中国设计的蓝图已经成形，这意味着邓小平改革开放时代的彻底结束。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认可其中观点或者确认其中事实。

四十年前，邓小平这位身材矮小的文化大革命幸存者，开始努力将中国从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动荡中解脱出来，拥抱资本主义力量，并向西方开放中国。

过去一周，习近平如何一点点地撕毁邓小平建立的中国治理模式基础，已经变得非常明显。

邓小平引入了集体领导制度，以防一人独大；为私营企业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开始推行党政分离。而习近平取消了任期限制，缩小了私营企业可以涉足的范围，强调了党管一切，将自己置于中国社会的绝对中心。

在周一结束的立法大会上，习近平启动了机构改革，进一步强调党对社会治理的所有方面的领导。他为让党更直接地控制国家的金融和技术部门铺平了道路，并承诺将中央政府的工作人员削减5%。

邓小平的改革，将中国从一个贫穷、封闭的国家转变为一个经济超级大国和全球增长的稳定动力。越来越清楚的是，习近平领导下的转变，标志着世界在过去四十年中所了解的那个中国的结束，这为全球带来了潜在的重大不确定性。

“党政分开，是中国改革时代的一个关键设计特征，”《党》（The Party）一书的作者、悉尼外交政策智库洛伊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理查德·麦格雷戈说。“习近平早就说过，分离是没必要的。现在我们看到他的观点被付诸实践。”

计划中的变革，与习近平长达一年的努力相一致，集中决策，使自邓小平时代以来一直存在的平行，且经常重叠的党政官僚机构系统更加有效。在过去的几年里，他将一些政府机构，如负责国家公务员制度的机构，纳入党的直辖范围，同时取消了对自己的任期限制。

在毛泽东时代，从工厂到省份再到北京的权力中心，各级党政官员决定一切。结果是灾难性的，一连串荒唐的社会运动，如大跃进，造成了大规模的饥荒。

在邓小平领导下，党决定让出一定程度的控制权。虽然党仍然是最终的决定者，但将管理经济和管理国家的许多实际工作交给了政府。总理作为政府的实际负责人，被赋予了经济政策的权力，而党魁则负责意识形态和政治。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总理的作用已被削弱，以至于一些官员半开玩笑地，将这个职位比作“办公室主任”。

相比之下，以前的总理在管理中国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末，时任总理的朱镕基首次被邓小平选中帮助制定经济政策，并因在实施改革方面的强势，而赢得了“朱老板”的绰号。他开始了一项重大的经济改革：使中国的央行，人民银行不再受制于地方党政领导。

中国人民银行的所有省级和地方分行都被取消了，转而设立了九个区域分支机构，边界与地方行政线不一致。后来，长期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国最知名的经济改革者之一的周小川，试图采取措施使中国人民银行更接近于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在全国范围内有十几个地区性的联邦银行。

然而，根据今年立法会议上公布的重组计划，习近平正在将中国人民银行恢复到朱镕基之前的模式，取消区域部门，并在30多个地方设立地方分行。接近中国人民银行的官员说，一个结果是：中央银行可能不仅要听命于党的权力中心，还要听命于地方党政领导。

这是习领导下，一系列弱化央行自主权的措施中的另一步。

前美国财政部驻中国代表、现为纽约投资研究公司22V Research中国研究主管的迈克尔·赫森说：“从体制上看，中国人民银行似乎是明显的输家，监管权力和政治权力都被削弱了。”

在第三个任期内，习近平组建了一个由党内高级官员组成的团队，他们以对最高领导人的忠诚而闻名。那些将政治地位与技术官僚技能结合起来的官员已不复存在，在上一个时代，这种组合有助于中国融入全球经济。

前美国外交官、《超越》(Overreach)一书的作者谢淑丽（Susan Shirk）说：“习近平正在恢复毛泽东模式的大部分内容，即由党管理经济，意识形态的忠诚度高于专业能力。”

这种代际变化，反映了习近平优先考虑强化中国的体制，以应对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紧张关系，这与注重与发达国家建立联系的邓小平时代形成了对比。

可以肯定的是，习仍然想要增长。他并没有向外部世界关上大门，也没有让中国回到计划经济的状态。但是，随着时代标志性的经济繁荣摇摇欲坠，他急于转移焦点，寻求将党的合法性建立在使中国人感到安全，免受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威胁，而不是对不断上升的经济福祉的期望。

在习执政的十年里，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增长6.3%，还不到前三十年的一半。尽管如此，他因结束极端贫困和打击腐败的计划而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在中国南方的一些欠发达地区，人们经常看到习的画像挂在客厅的墙上，而那些位置曾经是为毛泽东的照片保留的。

促使习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的部分原因是，他认为前任采取的权力分享方式，导致了政策偏移、派系斗争和腐败。然而，他自己对绝对服从的强调，已经让许多官员离开政府，而其他官员只是传递命令，避免主动做事。

在任期的早期，习庆祝了邓小平开始的改革。在2015年股灾之后，他开始调转方向，对市场力量越来越怀疑，并开始逐步恢复党的绝对控制，包括将党插入中国和外国公司的公司治理中。

这一转变，引发了一些曾致力于使中国经济更加市场化的官员的哀叹。2018年，在中国发展论坛这一年度高级别政策会议上，一位曾在20世纪90年代帮助中国启动股票交易的高级官员告诉《华尔街日报》记者：“关于要求上市公司设立党委的整个事情，完全颠覆了我们曾经尝试的做法。”

如今，习近平已经明确表示，与其模仿西式资本主义，不如用自己的模式来正面对抗。

在两会间隙，这位最高领导人罕见地直接斥责美国，指责华盛顿领导的“遏制、包围和压制”，使中国在国内的挑战加剧，表明他愿意疏远美国，即使这有可能对中国经济造成进一步损害。

他发表这翻讲话的数周前，美国击落一个被发现穿越北美的疑似中国间谍气球，这一事件使两国进一步陷入相互指责的漩涡中。

1999年发生了一起更严重的事件，美国轰炸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但当时的领导层在邓小平改革议程的指导下，注意不要让事件彻底破坏与华盛顿的关系。

虽然美国声称轰炸是一个错误，是由于地图错误造成的，但上海愤怒的大学生向美国领事馆大楼投掷石块，高呼“以血还血”和“打倒美国！”

在一周后的一次演讲中，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明确表示北京将国家的经济发展放在首位。他说：“中国不会因为这次事件而偏离发展经济和进行改革开放的政策。”

那年年底，克林顿政府达成了一项协议，为中国最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铺平了道路，这是中国惊人经济崛起过程中，一个决定性的变革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