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智库机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2023年3月中美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紧张期之时，访问了12为美国的中美关系学者，让他们说一说中美关系如何才能稳定下来。从他们的答案来看，要两国走出实质性一步挽回关系的难度很大。这一局面是两国的（主要是中国）政治发展在多年前已注定的。

卡内基基金会对中国研究的资助直接开始于近20年前，最早的源头则在上个世纪早期。1913年时，基金会拨款20万美元（相当于2023年的约600万美元），那时是支持中国学生在美国大学里学习。 

今天，我们的资助重点是培养新一代中国问题专家、支持政策相关性学术研究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并促进中方专家和官员与他们在美国及亚太地区同行之间进行对话。

2023年3月，在乌克兰战争、台湾未来的不确定性、南海争端和经济脱钩等诸多挑战下，日益加剧的中美紧张局势可能对全球和平与安全产生巨大影响。

受到我们创始人安德鲁·卡内基对冲突预防长期承诺的启发，我们邀请了受资助者，用简短的语言回答以下问题（用100字或更少）：为了帮助稳定双边关系，中美各可以采取哪种举措？

以下专家建议两国都可以采取实际行动，降低日益敌对的关系所带来的高温。

裘德·布兰切特（Jude Blanchette）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费和中国研究讲座教授

国务卿布林肯应该发表一次重要演讲，明确而有力地维护长期以来，美国坚持不懈实施“一个中国”政策。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应该做出回应，并发表演讲或主要文章清晰阐述北京认为“统一”的道路是长远而艰难曲折的，并且只能通过和平说服走向目标。 然后两个国家必须跟进各自的声明并付诸实践。

凯莎·布朗（Keisha Brown）

黑人中国议会联合创始人兼联席首席执行官，副教授。推特账号：@DocKBrown85

在美中双边关系的复杂格局中，双方可以采取的一个潜在步骤是重振民间交往。这种政策的好处在于清晰、简单，考虑到近年来两个国家和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差距已经扩大。促进个体层面上的理解、合作和协作关系能够成为一个基石，需要得到鼓励，以帮助推动新时期美中关系，并激发那些进入这一领域的人士。

戴博（Robert Daly）

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国与美国研究所主任

中国应该在其国内和全球的政治话语中删除掉那些说法，即：所有摩擦都是美国的错。中国应该接受竞争将成为未来几十年中美关系的主要特征，这样就可能进行基于现实的对话。

美国应该阐明一项新的“一个中国”政策，并且真正相信且遵守它。新政策必须包括反对台湾独立和反对中国使用武力，并且必须否认台湾是美国战略资产的想法。违背新政策的美国领导人应受到谴责。

傅泰林（M. Taylor Fravel）

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科学和安全研究计划主任，教授。推特账号：@fravel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拥有最大规模的国防预算并装备着核武器的美中两国，必须在彼此之间找到一种共存方式。其中一种方法是，让两个国家确定自身所认为的对方的合法利益，并因此设定共存条件。但这样做对于两国领导人来说都充满了政治风险，但即使只是私下和非正式地达成协议，也可以塑造出两国间竞争的范围、强度以及（做出在某些情况下的）限制。

韩磊（Paul Haenle）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莫里斯·R·格林伯格荣誉主任，推特账号：@paulhaenle。

在中美关系的诸多挑战中，或许最紧迫的是缺乏高层次和强有力的沟通渠道，包括军事对话。为了稳定双边关系，中美应该努力建立并维持高层次的沟通渠道，并逐步制定一套原则和操作机制，来更好地管理中美日益增长的分歧。竞争管理的替代品，将是更大规模的对抗甚至冲突，这是两个国家都不想看到的。

林洋

战略国际研究中心（CSIS）中国实力项目主任和亚洲安全高级研究员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被竞争和不信任所主导，双方都认为对方的野心和活动旨在削弱自己的地位和利益。 国内政治因素激励双方的领导人采取比寻找共同点更加强硬的立场。 在当前背景下，双方无法接受单一步骤，在政治上可行并且可以从紧张局势中实质性地改善或“稳定”关系。 相反，为了减缓关系迅速恶化，两国应尽可能保持联系，包括外交、军事交往和贸易，并增加民间交流。

罗兰（Nadège Rolland）

美国亚洲研究局中国研究杰出学者，推特账号：@RollandNadege

中美之间的对抗已经深入到无法通过任何简单的单边姿态来修复的程度。与其前任胡锦涛一样，当前的中国政治领导层仍然认为美国是敌对势力，想要阻挡中国崛起、限制中国的战略空间并终结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两国最好能做到的是：尽量减少在海上、空中、太空和网络等领域发生意外冲突的风险。这只有在双方都同等认真地愿意进行谈判时才可能实现。

夏伟（Orville Schell）

美国亚洲协会中美关系中心阿瑟·罗斯主任，推特账号：@orvilleschell

我们正处于一个危险的转折点。随着（过往的）“接触”政策作为一种“操作系统”失灵，中美关系已经被推向了更加危险的悬崖边缘。拜登总统应该给习近平打电话，建议每人任命三名自己信任的前官员或政策专家，在新加坡会面，提出有可能减轻紧张局势的方案，或者制定相关的政策方案，并将其提交给两位领导人考虑。然后拜登和习近平再举行会晤，考虑这些政策建议如何有助于让中美关系走上与现在不同的道路，以及创建更稳定的基础。

谢淑丽（Susan Shirk）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21世纪中国中心研究教授和主席，推特账号：@SusanShirk1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应该成为一个积极向上的比赛：投资更多、取得更多成果，而不关闭合作的大门。美国成功的秘诀一直是其开放性。开放性确保了全球人才流入美国，并结合一些有针对性的措施来管理开放带来的风险，这是与中国竞争的最佳方式。目前在美国备受青睐的排除性方法（译注：如对华芯片政策和芯片与科学法案）将给美国社会、高等教育和经济带来长期损害。美国正在通过变得更像中国——民族主义、执着于安全议题并把市场经济政治化——而不是成为更好的自己来与中国竞争。

孙韵

高级研究员，史汀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

美国和中国一样，各自的国内政治成为了推动外交政策的关键因素，并且通常，并不以积极的方式发生。这迫使两个政府采取措施，以应对其带来的不良后果。稳定两国关系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步骤是：考虑并采取积极行动以减轻损害。例如，如果美国众议院议长必须访问台湾，那么美国可以派遣一位高级领导人前往中国传达善意。同样地，如果习近平必须访问莫斯科，则他应考虑直接与欧洲和乌克兰进行接触以抵消影响。

董云裳（Susan Thornton）

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亚太安全论坛主任。推特账号：@suea_thornton

美国和中国应尽快恢复两国之间的定期航班，并消除在签证发放方面的障碍。让人们旅行和会面！华盛顿还应重新安排布林肯国务卿访问北京的时间。

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

康奈尔大学中国和亚太研究迈克尔·J·扎克讲席教授。推特账号：@jessicacweiss

考虑到两国政府都有意维持关系，最重要的一步是相互之间的默契，以限制可能引发危机或剧烈升级的行动，特别是在台海以及南海地区。

在我看来，防止近期危机的最有效方法将包含共同减少近距离军事作业的频率，这些作业，无论是在南海还是台湾海峡，都会增加风险并加剧紧张局势，而不会实质性地增强防御和威慑力量。只要两国政府继续采取单方面行动来捍卫和主张自身利益，以及并不同时伴随着谈判竞争范围、共存条件等等合理界限的努力，那么遏制对方并否认其权利的努力，只会加速双方的反应性行动螺旋式上升，终将导致：令威慑起效的那些保证受到致命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