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邮报》刊文报道：五个美国情报机构经过长达数年的情报审查和评估，得出结论：“哈瓦那综合症”这种神秘疾病的幕后推手，“非常不可能”是一个挥舞着秘密武器的外国敌人。
根据一份美国情报部门的报告，被称为“哈瓦那综合症”的神秘疾病，并不是由外国对手的秘密行动造成的。这份报告打破了一个长期存在争议的假说，即：数百名美国特工和外交官，被准备了微波武器的某个外国敌对势力作为目标，并最终患病。
新的情报评估，为中央情报局和其他几个美国情报机构多年来的努力画上了句号。报告解释了为什么在世界各地的美国特派团工作的职业外交官、情报官员和其他人员，经历了他们称之为奇怪和痛苦的声音和感觉。
这种神秘创伤的影响，缩短了患者职业生涯，带来了大量的医疗费用，在某些情况下还造成了严重的身体和精神痛苦。
许多受到影响的人员认为自己是蓄意攻击的受害者。而攻击的发动者，可能是俄罗斯或其他敌对政府。根据两名知情的官员的说法：报告几乎在所有方面都与上述猜测相矛盾。
总计七个情报机构参与了对大约1000例“异常健康事件”的审查。美国政府用这个词来描述一系列身体症状，包括：耳鸣、头部压力和恶心、头痛和急性不适感。
这些官员说，其中5个情报机构确定，外国对手“非常不可能”对这些症状负有责任，也不可能是有此目的的特定行动的结果，比如使用定向能量武器；也不可能是其他活动的副产品，包括无意中可能使人生病的电子监控。
这些官员在匿名的情况下描述了评估的结果，这项评估尚未对外公开。
一位不愿具名的情报机构确定，“不可能”是外国干涉导致的，这一结论（因没有副词“非常”而）略微不那么强调，但并没有改变上述共识：这个机构在关于“是否有外国影响”的结论中投了弃权票。
但当被问及时，其中一位情报官员说：上述美国情报机构中，没有任何一个对“这些症状与外国干涉与无关”的结论持异议。
这些症状是2016年在美国驻古巴哈瓦那大使馆首次报告的。
这些官员说，当分析人员检查包括美国大使馆在内的报告案例集时，他们没有发现可以将各个案例联系起来的模式或共同条件。他们也没有发现任何证据，包括法医信息或地理位置数据，可以表明外国对手使用了某种形式的定向能量，比如无线电波或超声波束。
其中一位官员说：在某些案例中，在美国外交机构设施内工作的受影响人员，并没有“直线暴露在外”，这进一步使人怀疑能量武器可能是罪魁祸首的假说。
其中一位官员还表示，美国情报部门也完全有能力监测环境中的恶意干扰迹象，分析人员也没有发现外国对手将美国人员作为目标的证据。
这位官员说：“什么证据都没有。”
他补充说：没有任何情报表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外国领导人，知晓或授权了对美国人员的造成上述症状的攻击行动。
第二位官员描述了一个令人沮丧的“谜”，为什么长期工作的同事会生病。他说：分析人员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分析处理数据，寻找共同模式并发明新的分析方法，但却没有得出任何合理的解释。
两位官员表示：情报界对新的想法和证据持开放态度。比方说：如果出现了外国对手在开发定向能武器方面取得了技术进展的信息，那么就可能会使分析人员调整他们的评估。但他们基本上排除了俄罗斯或其他敌对政府导致神秘综合症的可能性。
一位官员说：“人们总是希望保持谦逊。我们研究了我们需要哪些（额外信息）来改变结论。”
这位官员补充说：寻找症状根源的某些工作仍在继续，特别是在国防部，而且情报机构准备为这项工作提供支持。
情报评估还审查了外国对手是否拥有利用能量造成症状的装备。七个情报机构中的五个认定“非常不可能”，另外两个机构说“不可能”。
多年来，包括国务院和联邦调查局在内的政府机构，无法证实使用定向能量武器的事实。
新的评估与此前一个独立专家小组的观点不一致。这个小组去年发现：外部能量来源似乎可以解释这些症状。这个小组由情报界召集，认为外国势力可能利用“脉冲电磁能”使人们生病。
专家小组的结论也与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研究院的初期结论一致，后者发现“定向的、脉冲射频能量似乎是解释这些案例的最合理的机制。”
大卫·瑞尔曼是美国国家学院调查的负责人，也是情报界专家小组的共同主席，他没有审查最终的情报评估，他说能量武器的假说仍然可行。
译注：美国国家学院，由多个学术机构构成，对美国及世界的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科学技术政策具有广泛影响力。美国国家学院也被译为美国国家学术院，或美国国家四大学院。四大学院分别为：美国国家科学院（NAS）；美国国家工程院（NAE）；美国国家医学院（IOM）；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NRC）。
瑞尔曼告诉《华盛顿邮报》：“（目前）未能确定一个恶意行为方，以及定向能武器作为一种机制的合理性之间虽然有明显差异，但有多种可能解释得通。我们不一定要否定后者（存在）。”
新的情报机构报告可能代表了关于这种奇怪疾病的官方态度，但可能不会是关于此事的最终结论。
一些病情仍未得到解释的现任和前任官员们表示：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情报机构，没有充分调查定向能武器被用来对付他们的可能性。他们认为：分析人员本可以做得更多。例如，找到疑似俄罗斯情报人员的旅行历史，与症状报告的时间和地点之间的关联性。
情报官员反驳说：分析人员仔细研究了这种可能性，并为寻找可能的原因投入了专项资源。成立了一个由经验丰富的分析师组成的专门小组，由中央情报局的一名高级官员领导以研究这个问题。
参与分析的人称，这是他们职业生涯中最复杂和最困难的挑战。最后，他们没有发现任何模式可以将报告病例与潜在的原因联系起来。
中情局和其他机构还投入了更多资源，为受影响的人员提供医疗服务。一些患者对这一举措表示赞赏，他们说：在报告症状的最初几年，他们的主管和医疗专家对他们（的主述）持怀疑态度。
一位高级官员周三表示：拜登政府将继续确保工作人员得到医疗护理，并将根据法律处理申请。这部法律对出现“哈瓦那综合症”症状，并在某些情况下不得不停止工作的政府雇员，进行补偿，一些人将有资格获得六位数的款项。
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情报项目的高级主管马赫·比塔尔在一份声明中说：“没有什么比我们工作人员的健康和福祉更为重要。”
比塔尔是应对异常健康事件的跨机构协调人，他说：“自拜登政府上任以来，我们一直专注于确保我们的同事能够获得需要的护理和支持……我们对美国政府人员的健康和安全的承诺仍然坚定不移。”
在拜登政府上任伊始，官员们鼓励那些认为自己出现与“哈瓦那综合症”的政府雇员站出来。情报官员承认：这导致了大量的报告案例，其中大部分被归咎于其他因素，如一些基础疾病。
最终报告的结论与同一组机构早先的中期评估一致，后者评估认为：综合症可能不是由另一个国家发动的全球规模的攻击。
中情局的一位高级官员当时说：“我们评估认为，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外国行为者，不太可能正在进行一场持续的、全球性的活动，用一种武器或机制伤害美国人员。”
情报分析人员审查了除南极洲外各大洲报告的病例。这位官员表示，其中绝大多数被归因于基础疾病、环境或其他因素。
早些时候的临时评估表明，有几十个症状仍无法解释（这位官员称之为“最棘手的病例”）可能是独立的攻击目标。这位官员当时说：“我们的工作正在继续，而且我们还没有完成。”
许多受影响的人员是在美国大使馆或外交设施中工作，或者在海外旅行时患病。美国政府人员的子女也报告了类似症状。
但最终的情报报告发现，医学专家不能将这些症状归因于一种外部原因，而不考虑先前存在的病症或环境因素，包括办公楼通风管道堵塞等可能导致头痛的情况。
官员们说：随着时间推移，对这种症状的医学理解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考虑外国对手的参与。
多年来，在美国驻外使馆工作的国务院人员是报告症状的来源之一。一位熟悉布林肯想法的人表示：尽管有新的结论，但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仍坚持认为，那些报告了疾病症状的雇员发生了一些状况。国务卿致力于确保雇员们得到照顾。
官员们说，布林肯长期以来一直怀疑，报告了症状的人员是否患有集体性的歇斯底里症，或一些精神方面的问题。
以前的调查，特别是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提出了这些症状有心理根源而不是身体根源的可能性，这使许多患者感到愤怒。他们认为自己的痛苦被边缘化了，自己的主张没有被医务人员认真对待。
专家们强调：即使这些疾病是由心理因素引起的，这也不意味着患者是在想象他们的症状。
布林肯在中央情报局预览其临时调查结果时，给所有美国外交官写信，其中写道：“那些受影响的人有真实故事要讲，他们的痛苦是真实的。在我看来，这一点毫无疑问。”
布林肯称与他会面的人描述症状时的词汇是“痛彻心扉”。
独立专家小组也对心理原因表示怀疑。他们写道：“仅靠社会心理因素无法解释核心特征，尽管心理因素可能会导致一些其他事件或促成长期症状。”
熟悉新报告结论的一些外国行为者假说支持者们则表示：他们感到很沮丧，并不准备放弃外国政府（可能是俄罗斯）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可能性。他们指出，最近报告的症状下降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间相吻合，这表明克里姆林宫的资源分散，无法继续开展针对美国人员的可能活动。
国务院的一位官员说：“这个时间点非常可疑。”
不过，没有关于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引入了这种新型能量武器的言论。
在公众对哈瓦那综合症的关注度最高之时，对潜在原因提出质疑甚至持中立态度的美国官员，面临着密切审视。
中情局在2021年召回了其在维也纳的最高级别官员，因为他被指控没有足够认真地对待受影响人员的索赔，以及其他批评。
同样在这一年，在国务院负责这些病例的最高官员帕梅拉·斯普拉特伦大使（译注：Pamela Spratlen，曾任美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6个月后在要求她辞职的呼声中离开了岗位。
斯普拉特伦曾与一些患者举行了一次电话会议，这些患者曾被联邦调查局询问过，其后形成的研究报告确定这些症状是由心理因素引起的。
熟悉此事的人士说，斯普拉特伦拒绝透露自己是否相信联邦调查局的研究准确，这就激怒了那些认为自己症状是外国攻击结果的外交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