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事务》杂志刊文指出：俄罗斯防止制裁的措施都不甚成功。过一年的经济战争体现了西方联盟能够为根本性的政治目标付出较大牺牲，这些事实都给北京上了一课。只要美国所领导的国际秩序坚持下去，中国这样的大国在伤害国际秩序时，也无法避免经济战争的恶果。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者确认其中事实。

当俄罗斯在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时，中国的领导层试图平衡两种根本无法调和的利益。

首先，他们旨在加强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以制衡美国的力量，缓解来自西方日益增强的战略压力；第二，尽管他们支持莫斯科，但他们试图避免针对中国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单边及协调制裁。

开战一年来，中国一直在进行“北京式跨栏”，在国际监督的探照灯灯光之下，在这些相互冲突的目标间不自在地穿梭。一般来说，中国拒绝向俄罗斯出售武器，也拒绝为了俄罗斯的利益帮助莫斯科规避制裁。因为对中国来说，保持全球市场准入比与俄罗斯的任何经济联系都更为重要。

简单地说，中国对成为俄罗斯的代理人没有兴趣。

但是，北京也曾试图拥有自己的好处并将之吞下，例如：中国赞同俄罗斯发起冲突的理由（即北约扩张对俄罗斯而言是威胁和侵略）；在联合国投票中谨慎弃权的同时，与俄罗斯进行外交协调；充分利用俄罗斯的石油折扣；以及不违反西方制裁的前提下，加强与俄罗斯的经济联系。

事实上，中俄贸易在2022年惊人地增长了34.3%，达到创纪录的1900亿美元。

在努力维持这种平衡的过程中，北京也学到了重要的经验教训。具体而言，中国密切研究了西方主导的制裁活动。中国明白，如果与西方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加剧，同样的经济武器很可能被用来对付中国。

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领导人目睹了华盛顿对经济武器的不断精进和更为频繁的使用，包括制裁、出口管制、投资限制和关税。但西方的主要制裁行动一般都没有应用于中国，因为它们针对的是伊朗和伊拉克等二线经济体，或者更主要的是古巴、朝鲜和苏丹等边缘经济体。

所以，目前的乌克兰冲突，终于让中国政府有机会研究西方制裁联盟的战略、策略和能力，因为它们正致力于削弱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

当然在某些方面，北京要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中吸取全面的经验教训还为时过早。制裁措施既包括立即生效的措施，比如海外资产冻结，也包括那些旨在于未来几年内更加深入打击的措施。

上述后者包括：对计算机芯片和先进技术的出口控制，以及对帮助俄罗斯开发深水、北极和页岩能源资源的限制。而这些资源正是俄罗斯远期能源收入所依赖的重要基础。

不过，中国已经吸收了某些关键教训，其中一些是高度严肃的。也许最重要的一个教训与支付系统或油轮无关，而是关于国际伙伴关系的力量。

我们中国的制裁不是制裁

译注：原文小标题为 Do as I say, not as I do，是英语中常见的一句嘲讽。意为自己也在做自己不赞成或批评的事

中国从目前的俄乌战争及其后果中吸取的教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年来，中国自身在经济战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

历史上来讲，中国一直批评各国，尤其是批评美国，单方面发起制裁是对被制裁国主权的非法侵犯。在中国看来，只有联合国安理会才有资格对一个联合国会员国实施制裁，而中国能够、并且已经在安理会行使了否决权，有时还与俄罗斯相协调。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谴责了美国对古巴、伊朗、缅甸和其他国家的制裁，这些制裁超出了安理会的禁止范围，认为这些制裁“严重损害了其他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并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但就在这一时期，中国对自己的对手也在单方面地挥舞着经济大棒。但中国只是静悄悄地这样做，或者经常以“公共卫生”或环境为借口，来惩罚与中国有外交纠纷的国家的企业。中国一般不会承认自己给出的惩罚措施是“制裁”，并公开否认这些措施与地缘政治有任何关联。

例如，当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刘晓波在2010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时，挪威对中国的三文鱼出口业务就并不神秘地崩溃了。 

2016年，当达赖喇嘛访问蒙古时，由力拓集团雇佣的数百名卡车司机，发现自己陷入了中国边境“临时”关闭所造成的大规模交通堵塞之中。力拓是拥有蒙古国66%的主要铜矿和金矿的巨型矿业集团。

2014年，菲律宾在南海主张海洋权益，导致中国突然宣布成吨的菲律宾香蕉被农药污染；菲律宾暂时失去了其最大宗出口商品之一的最重要市场。

同样，当韩国部署由韩国企业集团乐天提供土地的美国“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后，中国在2017年以“消防安全”为由，关闭了中国境内的90家乐天超市。中国还悄悄地指示旅游主管部门削减中国赴韩团体旅游的数量。据估计，韩国因此损失了51亿美元的收入。

在这些情况下，中国政府显然希望被自己制裁的目标国家，以及整个外部世界了解到：这些措施完全出于地缘政治动机；中国的目的是惩罚这些国家的某些政策，并阻止未来会对中国造成不利的选择和行为。

但是这些行动的非正式性质，使得中国官方可以在不做出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将其升级或降级，并能够使中国政府坚持自己“一贯”的公开主张，即：单边的胁迫性经济措施在国际体系中没有地位。

然而，在过去的三年里，中国已经改变了方向。

中国现在大力拥抱单边经济措施，对照着美国经济和金融武器库中所有主要武器，建立了自己的副本。2020年，中国外交部开始对批评中国政府在新疆和香港镇压行为的加拿大、英国、美国和欧盟官员，实施了有针对性的资产冻结和签证禁令。

这是中国从美国财政部和美国国务院对中国官员和团体制裁中，学习和吸取到的经验。同年，中国商务部建立了“不可靠实体名单”，以限制特定公司获得中国商品和投资，这与美国商务部长期以来的实体清单如出一辙。

在202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中，中国政府还增加了对那些干涉中国对香港主权的人的制裁，甚至宣称具有治外法权，威胁要对在中国境外进行活动的个人和公司进行制裁，而这一点是中国官员过去特别严厉批评过的。

也许，北京最完整的反应是在2021年6月通过的《反外国制裁法》。这部法律允许中国政府对公司和个人的一系列定义模糊的行为采取反措施。其中第15条授权中国官员“对于外国国家、组织或者个人实施、协助、支持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行为，需要采取必要反制措施的，参照本法有关规定执行。”

这部法律还借鉴了加拿大和欧盟的封锁法，将在中国境内实施外国（通常是西方）制裁定为犯罪。

中国的这一法律架构的确立相当晚，中国政府在实施过程中一直很谨慎，以免激进的执法吓跑西方企业和流入中国的投资。但是，中国政府的经济武器库现在是完整的，拥有完整的单边制裁和控制措施，虽然中国仍然在国际舞台上不断声称这些措施是非法的。

大到无法制裁？

以上这些，是北京自2022年2月以来吸取新教训的大背景。

当俄国坦克闯入乌克兰时，英国、美国和欧盟争先恐后地想出了惩罚性对策。在2014-15年的乌克兰危机中，西方在若干个月内精心设计了制裁措施，以对俄罗斯施加惩罚，试图改变莫斯科的行为，并获得谈判筹码。

2022年，当普京显然不仅仅在乌克兰寻求更多领土，而是要完全接管这个国家时，制裁之范围转变为立即发动全面的经济战争。

在入侵后的几天内，诸盟国政府宣布对俄罗斯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英国、美国和欧盟的所有外汇储备进行资产冻结；同时制裁俄罗斯最大的金融机构；并切断俄罗斯对SWIFT的访问，后者是连接全球银行的安全信息平台。

自二战结束以来，与俄罗斯规模相近的经济体，还从没有过遭遇过这样的制裁措施。

在2022年入侵之初，俄罗斯的经济规模按国内生产总值计算，位居世界第十位；其石油日产量接近1100万桶，几乎是2005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石油产量高峰期的三倍；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也是全球关键商品和基础物资的主要供应商，比如从化肥到粮食，再到钛。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俄罗斯和中国一样都是拥有核武装的国家，也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和中国一样，俄罗斯一直是各种全球机构的成员。诚然，中国的经济规模是俄罗斯的十倍，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比如在贸易、投资和资本流动等方面，特别是在与美国的经济关系方面，都令俄罗斯相形见绌。

但是，如果说中国的决策者曾经认为一线经济体大到无法制裁，那么过去一年的事实就令他们感到不安。

北京再也不能简单地认为：西方不会因为中国入侵台湾而去冒经济震荡的风险，因为北京刚刚目睹了美国及其欧洲盟友，为乌克兰承担了相当大的本国和全球风险。与台湾相比，乌克兰的经济规模小得多，全球化程度低，而台湾的经济规模在亚洲工业国家中排名第七，是全球供应链中的关键环节。

美国与台湾的历史、法律和情感联系，远远比美国与乌克兰的联系更紧密。中国不能再假定西方联盟只对边缘国家实施重大制裁，而对大型国家实施边缘制裁。

北京也为西方国家对俄罗斯侵略行为的激烈反应感到惊讶。在2014年顿巴斯入侵事件之后，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吸取了这样的经验：西方不会支持尊重第三方利益的昂贵制裁。尤其是那些热衷于规避风险的美国盟友，而这样的盟友在亚洲和欧洲都有很多。

但这一次，这个经验并不适用。

当俄国坦克冲向基辅时，脸皮就撕破了。在对伊朗的制裁中，花了18个月的逐步升级阶梯在一个周末之内就对俄国实现了。甚至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在2014年也被认为是重要得不能再重要的部分，也被制裁了。

西方比许多人想象中的速度更快地采取了行动，使自身摆脱了俄罗斯的石油，七国集团最近推出了价格上限系统，旨在压低俄罗斯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原油和石油产品的价格，同时确保能源市场仍然供应充足。

实现这些步骤需要付出牺牲，而西方已经承担了通货膨胀、更高的能源支出账单和天然气短缺的实际成本。但是到目前为止，在暖冬的帮助下，这个联盟一直保持着。对北京的决策者来说，新的教训明确无误：对国际秩序的重大威胁，确实会招致导致自己非常痛苦的经济制裁，即使实施制裁的国家也会付出一定代价。

中国堡垒

国家做出包括战争决策在内的战略决策，是因为领导人要权衡成本和收益，然后判断侵略是否值得冒险。因此，中国不会仅仅因为害怕制裁而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然而中国将努力从俄乌经验中吸取教训，以了解如何堵塞漏洞，保证韧性，并创造出更多的选项。

自普京在2014-15年遭受制裁的艰难经历以来，莫斯科吹嘘了自身所采取的一系列“防制裁”的经济手段；自豪地给自己起了个名为“俄罗斯堡垒”的绰号。莫斯科将外汇储备积累到6310亿美元，并在很大程度上将储备从美元中转移出来。

到了2021年，俄罗斯已将其美元持有量减少到货币总持有量的16%，俄罗斯中央银行购买了900亿美元的黄金，并扩大了人民币和其他非美元货币的持有量。俄罗斯推出了自己的世界和平（Mir，又译为米尔）支付系统；还有新的金融信息传输系统，以作为总部设在比利时的SWIFT系统的替代品。 

如果说俄罗斯已经变得“抗制裁”，那么俄罗斯其实根本就没有“防制裁”。

出于实际业务需要，俄罗斯相当多的美元储备已被转移为加拿大、日本、英国和欧洲等国的货币。当这些司法管辖区与美国步调一致地冻结俄罗斯的外币储备时，俄罗斯近一半的外国资产就无法再获得，其规模约3000亿美元。

俄罗斯甚至发现自己持有的部分黄金被冻结，因为它们储存在加入了制裁阵营的司法管辖区。而事实还证明，俄罗斯的其他防御措施甚至也都不太成功。

经过七年努力，世界和平支付系统已经在亚洲获得了一些中等规模银行的合作伙伴。但是，当美国财政部在2022年9月宣布：与Mir系统合作的外国银行将被视为规避西方制裁时，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的许多银行，迅速切断了与俄罗斯支付系统的联系。

俄罗斯在其金融信息传输系统方面的表现更差，这个系统据称是SWIFT的替代品。不足为奇的是：人们对基于俄罗斯的金融信息传输系统的需求并不大，因为这个系统的覆盖范围有限，而且比SWIFT更繁琐、更不安全。

在今天这个相互关联的世界里，真正的防制裁是不可能的。中国在这方面比俄罗斯更为成功，但也遇到了一些冷酷的现实。

首先，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声称：中国已经将其外汇储备中的美元部分，从1995年的79%降至2016年的59%。但中国国有银行在外汇购买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而这些购买的规模并没有被披露出来。这意味着中国真正的美元持有量是未知的，而且可能实际上并没有减少。

而且，中国的其他选择是有限的。与俄罗斯不同，中国不能将其任何外汇储备转为人民币，因为需要防范风险和执行货币政策，中国必须以不同于本国货币的方式持有其储备；而那些有能力吸收一部分中国外汇储备的经济体，都是反对俄罗斯违反国际法的制裁联盟的一部分。所以，目前还不清楚中国能走多远。

中国还推出了自己的人民币支付系统，即：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ross-Border Inter-Bank Payments System，缩写：CIPS），并在中央银行建立了与俄罗斯等国家进行双边贸易结算的机制，绕过了美元和欧元。

 

截至2022年3月底，CIPS有1304家参与机构，这个数字颇为可观，但大致只有SWIFT参与机构数目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中国针对制裁的防御性措施比俄罗斯的措施取得了更大进展。

中国作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其分量使其在双边谈判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要说服世界上的发达经济体，把全球金融流动交托给中国管理的平台是非常困难的，直接说就是不可能的。

总而言之，中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有更多的筹码来开发西方平台、协议和机构的变通办法及替代方案，而且中国正在2022年之后加班加点地在这样做。但是，北京正面临着经济和地缘政治的残酷现实，不允许中国颠覆全球金融体系，或者设法使人民币取代美元和欧元成为主要的国际货币。

北京没有联盟

当前冲突中最重要的制裁“课程”，可能是关于联盟的重要性。当华盛顿利用美国的技术、金融市场和美元的优势时，美国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然而，如果不是与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韩国、台湾、英国和欧盟的共同努力，对俄罗斯的制裁就不会有那么大的效果，同时俄罗斯也会有许多变通办法。

中国可以对其个别贸易伙伴施加可怕的影响，但它没有一个相应的政治联盟可供召集。联盟在进攻和防守上都意味着责任。近年来，中国的进攻性经济武器的局限性已经显现了出来。

当中国政府对澳大利亚和立陶宛采取严厉措施时，由于一些盟友和伙伴的经济和政治支持，这两个国家都抵挡住了北京的惩罚。而中国仍然容易受到来自世界先进经济体全面且一致的制裁。

对中国的这种经济攻击门槛无疑是相当高的，但另一种威慑力是：北京无法知道门槛到底有多高。

对于北京来说，这个教训与其说关乎经济，不如说关乎外交和国际关系。在经过三年的清零封锁后重新开放经济，中国正在努力重建对外关系，接待来自亚洲和欧洲的外国领导人，进行商业交易，并致力于让美国建立反华联盟的努力面临更多障碍。

对于华盛顿来说，从俄乌战争及制裁中所得到的启示是相同的：在任何与中国可能发生的对抗中，美国经济武库中最有价值的武器将是其国际伙伴关系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