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分析了中国去年首次出现的人口下降，以及能否扭转这一趋势。世界上一些发达经济体，在历史上都曾推出多项措施，试图增加人口出生率，但即使短期内取得了成功，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中国应该怎么做？

中国的人口已经开始下降，这是一个具有全球影响的人口转折点。专家们早就预料到了这一时刻，但它在2022年比预期提前了几年到来，考虑到中国巨大的经济影响力和它作为世界工厂的角色，经济学家对其长期影响感到绝望。

去年，中国的出生人口比死亡人口少85万，至少根据中国的官方报告，中国加入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行列，这些国家的人口不断萎缩，原因是多年来生育率下降，净移民往往很少甚至为负，其中包括意大利、希腊和俄罗斯，以及东欧和南欧的一些地区，以及韩国和日本等几个亚洲国家。

即使是澳大利亚、法国和英国等人口还没有开始减少的地方，多年来也一直在努力解决人口下降的问题，原因是预期寿命的增加和女性生育的减少。

历史表明，一旦一个国家跨过人口负增长的门槛，政府就几乎无法扭转这一局面。而且，随着一个国家的人口变得越来越头重脚轻，人口更少、更年轻的一代，要承担越来越多照顾人口更多、更老的一代的成本。

尽管中国的出生率在过去50年里大幅下降，但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人口相对年轻的国家，这意味着在人口开始减少之前，中国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承受低出生率。与许多发达国家一样，中国的老年人口正在膨胀，这是早期经济繁荣的结果。这使其处于与许多富裕国家类似的境地：需要更多的年轻人。

尽管美国和德国的出生率相对较低，但它们一直能够依靠强劲的移民。但对于净移民为负的国家，比如中国，更多的人口就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婴儿。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专门研究中国人口统计的社会学家蔡泳说：“好消息是，中国政府充分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坏消息是，从经验上讲，他们对此无能为力。”

这是因为提高全国出生率的方式相当有限。大多数鼓励家庭多生孩子的举措都是昂贵的，而且效果往往有限。这些选择包括生孩子的现金奖励、慷慨的产假政策以及免费或补贴的儿童保育。

20年前，澳大利亚试行了一项“婴儿奖金”计划，最高时为每个孩子支付近6000美元。2004年这项运动开始时，其生育率约为每名妇女1.8个孩子。对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来说，在没有移民的情况下保持人口稳定所需的最低生育率为2.1。

到2008年，这一比率上升到2左右的高位，但到2020年，也就是计划结束六年后，这一比率为1.6，比首次引入奖金时还要低。

据估计，计划增加了2.4万个新生儿。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人口统计学家利兹·艾伦说，这个项目基本上是无效的，用公共资金资助陪产假和儿童保育，本可以更有效地利用纳税人的钱。她说：政府提高生育率的干预最好集中在解决阻止人们达到理想家庭规模的问题上。”

专家说，最有效的措施是解决社会福利、就业政策和其他潜在的经济问题。法国、德国以及瑞典和丹麦等北欧国家在遏制出生率下降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功，通常是通过政府资助的儿童保育或慷慨的产假政策。

但即使这些努力取得了成功，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持续恢复到2.1的人口替代率。美国的生育率在20世纪70年代降至2.1以下，到2007年缓慢回升，然后在大衰退后再次崩溃，目前的水平略低于1.7。

纽约研究机构人口委员会的人口统计学家约翰·邦格茨说：“不可能扭转这一趋势，但如果政府加大力度，让生育变得更有吸引力，或许就能防止人口从悬崖上跳下（指突然下降）。”

瑞典经常被认为是提高生育率的典范，这要归功于政府推动的出生率大幅增长。在20世纪70年代引入了9个月的产假，并在1980年实施了“速度津贴”(鼓励母亲在规定的时间内生育多个孩子)之后，瑞典的生育率从20世纪初的1.6左右上升到1990年的峰值，略高于更替率（2.1）。

此后，瑞典将产假延长至16个月，是世界上最长的产假之一。

然而，在那次上升之后，瑞典的出生率在整个90年代都有所下降。在过去的50年里，其生育率波动很大，大致与经济繁荣同步上升。尽管在最发达的经济体中，瑞典的生育率仍然是最高的之一，但在过去10年里，它遵循了与大多数发达国家类似的下降轨迹。

最近的研究表明，瑞典的生育率飙升只是昙花一现的原因之一是：家庭急于生育他们已经计划好的孩子。香港科技大学人口统计学家斯图尔特·吉特尔-巴斯滕表示，经济激励措施很少会增加出生儿童的总体数量，而是会鼓励家庭利用可能不会持续很久的福利。

他补充说，这种峰值可能会产生不可预见的后果。他说:“当你一年有5万个孩子出生，下一年10万个，再下一年5万个，这对规划和教育来说真的很糟糕。”

很少有国家像匈牙利那样大力推行鼓励生育政策，右翼民粹主义领导人维克托·欧尔班将GDP的5%用于提高出生率。政府通过慷慨的贷款(在生多个孩子时将变成赠款)、对生三个孩子的母亲免税、免费生育治疗等方式鼓励生育。

2010年，在欧尔班的领导下开始采取这些措施时，匈牙利的生育率刚刚超过1.2，是欧洲最低的国家之一。在2010年代，这一比率攀升至1.6左右，这是一个代价高昂的适度改善。

中国将在多大程度上能遏制人口下降仍有待观察。几十年前，中国的生育率开始大幅下降，由此开始了人口下降的趋势。人口下降甚至在1979年中国出台计划生育政策，规定大多数家庭只生一个孩子之前就开始了。那些违反规定的人会受到罚款甚至强制堕胎的惩罚。

然而，2016年中国正式结束独生子女政策，并没有导致出生率上升，尽管政府对父母进行了现金激励和减税优惠。根据联合国的数据，中国的生育率在那段时间略有上升，但此后有所下降：从与澳大利亚和英国相当的每名妇女生育1.7个孩子左右，降至1.2个左右，处于世界最低水平。

最近的生育率下降可能是中国数据不可靠的结果，也可能是推迟生育的技术性影响，但它也可能反映了中国长期以来不断增加的各种压力的综合作用。

尽管现在允许生育，许多中国年轻人对拥有大家庭并不感兴趣。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晚婚晚育。在独生子女家庭中长大的一些人逐渐将小家庭视为正常。

但悉尼大学研究中国人口统计数据的经济学家劳伦·约翰斯顿表示，生育二胎或三胎的更大障碍是经济问题。她说，许多父母认为高昂的住房和教育成本是生育更多孩子的主要障碍。

她说：“人们买不起房子给自己住，更别说给两个孩子住了。”

专家表示，中国政府可以通过住房补贴、延长产假、增加教育和养老金资金来减轻年轻家庭的负担。其他政策变化，如改革国家限制性的户籍制度和提高官方退休年龄（此前女性蓝领工人必须在50岁退休），可能会增加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缓解人口下降带来的一些经济压力。

尽管在恢复高生育率方面，中国人不太可能比瑞典人更成功，但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杰拉德·迪皮波说：“他们有容易实现的目标，可以提高人口生产率，实现更高的劳动力参与率。”

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目前的14亿人口很可能会继续减少。与经济学家将中国人口下降视为全球增长的严峻信号相反，许多人口统计学家更为乐观，他们指出了人口减少的好处。

联合国人口司司长约翰·威尔莫斯表示，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指数式增长之后，世界人口在1970年至2014年期间翻了一番，达到70多亿，关于生育率下降和人口减少的悲观评估往往被夸大了。

他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一直在与人口下降作斗争，但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威尔莫斯说：“这不是人们想象的那种灾难，日本并没有陷入死亡漩涡。”

在世界范围内，生育率仍高于更替率，这意味着允许更多移民仍将是许多发达国家的一个选择，即使是那些历史上不依赖移民的国家。在大流行之前，进入日本的净移民人数虽然相对较低，但一直在稳步增长。

威尔莫斯说，在没有移民的情况下，鼓励父母在追求事业的同时拥有家庭的务实和非强制性措施，以及允许六七十岁的人继续工作的政策，是管理人口负增长的关键。

他说：“总体来说，人口稳定是件好事。所有社会都需要适应老龄人口。真正重要的是变化的速度，以及我们跟上变化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