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报道，中国疫情期间的“大白”曾经是积极响应政府封锁令的执行者，是中国抗疫前线的骨干力量，其中很多人是农民工。突然取消“清零”政策后，他们突然成了无处可去的失业者。

在去年约一个月的时间里，31岁的农民工刘某穿上白色防护服，在北京配合当局实行局部封锁令。这项不受欢迎的工作将他推到了中国抗疫前线。

习近平曾称赞这些农民工面对疫情时“不畏艰险、顽强拼搏”，但上个月中国“清零”政策突然结束后，像刘某这样的工人一夜之间失去了工作，他们对此感到失望和愤怒。刘某现在在北京送快递，他说：“这个开放政策非常突然，我们通过媒体报道才发现。”

在过去的三年里，中国动员了数百万名工人，他们共同构成了国家抗疫战斗的骨干力量，中国政府通过实施封锁令、隔离令和大规模核酸检测等措施遏制新冠病毒的传播。这些前线人员身着独特的个人防护装备，因此人们称其为“大白”。

其中的许多人是医生、护士、公务员和当地志愿者，他们离开原本的岗位，被重新分配到各个核酸测试或临时发热病房工作。除此之外，“大白”们还包括一些农民工，他们从事着低薪和低技能的工作，如检查健康码、对公共区域进行消毒，以及看守被封锁的住宅区。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的中国首席专家苏珊·希克（Susan Shirk）说：“如果回顾这三年，你会发现，（政策的执行）出现了一种转变，（从）依赖党员志愿者变成了依赖雇工，他们不一定接收过医疗培训。”

一位前“大白”告诉《金融时报》，他们因政府匆忙退出“清零”政策而陷入困境。近三年来，政府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隔离开来，使上亿人经历了滚动式封锁令。随着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城市取消了核酸检测和隔离检疫规定，大量工人突然失业，这加剧了中国当局和低技能底层劳动力之间的紧张关系。

随着疫情持续至第三年，本就现金短缺的地方政府还要为耗费大量劳动力的大规模核算检测和检疫系统提供资金。许多“大白”抱怨工作条件恶劣、工作时间过长和减薪的问题。根据《金融时报》看到的招聘信息，接受过医学培训的核酸检测人员的收入约为非技术工人的四倍，后者每月仅能获得3500元人民币（520美元）。

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对农民工进行了威胁，包括核酸检测员工，被逼迫的工人们不得不采取公开示威的方式要求当局支付拖欠他们的工资。同时，“大白”也经常成为公众发泄愤怒的对象，他们是政府派来实施限制政策的人员，他们象征的是当局为了消灭病毒实施的镇压策略。

有些工人还被拍到虐待市民。沮丧的网民将“大白”比作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的红卫兵。社交媒体上流传着，有工人因为有人违反规定而殴打当地居民的视频。

在一个案例中，一名大白杀死了一只（无人照看）的狗，因为狗的主人被送到了一个集中隔离点。一位36岁的音乐教师说：“（一些大白）做了很多恶毒的事情。这些人觉得穿着白色工作服，就可以免于承担责任。”他在上海自愿当了四个月的“大白”，但很快就对同事的行为产生了不满。

同时，地方政府为了维持一支庞大的疫情工人队伍，需要花费相当高的成本，特别是对于财政资源有限的小城市。密歇根大学的中国法律和劳工政治专家玛丽·加拉格尔（Mary Gallagher）说：“政府认为农民工很容易被抛弃，他们的权利非常少。这种类型的工人很难凝聚成一个劳工运动力量。”

宏观经济预测咨询公司TS Lombard的首席中国经济学家罗里·格林（Rory Green）淡化了失业对中国更大规模的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中国12月的城市失业率为5.5%，但年轻人的情况要糟糕得多，达到16.7%。

他说：“在新冠暴发之前，中国四分之一的就业依靠住宿、餐饮、零售和旅游行业。这些领域的复苏将缓解大部分劳动力市场的压力。”

许多志愿者和医务工作者在过渡到其他工作时，面临的困难没有那么多了。一位在北京儿童医院检测室工作的护士说：“在我们站点工作的其他人员重新去做了医院里的其他工作。”

那些受过医学培训的人员也受到了“清零”政策突然取消的影响。雅杰（音译）是一名21岁的医学生，在安徽省六安市（人口约400万）地方卫生委员会工作过两个月，每天获得100元人民币的食宿补贴。

她说，“大白”的工作使她的医学生涯受挫。她说：“同疫情作斗争的（工作）让我和同学们都错过了实习的机会。在“清零”政策结束后，谁都没有收到过正式的志愿者证书或表彰。没有人记得我们。”

（今日汇率参考：1美元=6.77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