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报道，半个世纪前，大多数美国公众表示信任新闻媒体。今天，大多数人选择不相信媒体所言。在这50年间，美国的新闻界发生了什么？

当地时间2017年2月17日，《华盛顿邮报》发布“民主在黑暗中消亡”的官方标语，新闻界的人们取笑它。《纽约时报》的执行编辑迪恩·巴奎特 表示：“这听起来像是下一部蝙蝠侠电影。”

在特朗普政府成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显而易见的是，摧毁主流媒体的公信力是白宫的优先事项，包括毫不掩饰和狂妄自大的撒谎和否认策略。《华盛顿邮报》追踪了这些谎言，并计算出，到特朗普的任期结束时，他已经撒过30573次谎。

特朗普刚一上任，他就开始称新闻媒体为“美国人民公敌”。有一段时间，白宫禁止某些新闻机构参加新闻简报会，包括纽约时报、CNN、政客和洛杉矶时报，并暂停了CNN记者吉姆·阿科斯塔的采访资格，他被特朗普视为好事之徒。

“假新闻”成为白宫的标准回复，只要出现有损特朗普形象的报道，白宫的唯一回应就是“假新闻”，类似的事例举不胜举。

由于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新闻界和政府官员的关系难以建立在充分信任之上，但是，通常情况下，双方都觉得至少要保持表面上的友好关系。记者需要资源写出新闻故事，而政治家们希望这些故事对他们是友好的。

记者们也希望把新闻写得公平公正，而官员们则希望显得合作和透明。双方都愿意接受一定程度的虚伪。到了特朗普这里，一切都行不通了。特朗普本人很粗鲁，友好不在他的字典里。在特朗普的世界里没有合作，因为一切都是在斗争。

特朗普向媒体发动攻击，而且他赢了，或者说几乎赢了。他说服上百万的美国人不要相信媒体上发布的任何“反特朗普”内容，不论是看到还是听到的，统统不要相信，包括2020年的总统选举结果。

在特朗普执政期间，新闻界并没有被禁声，而是被抹黑了，至少是被特朗普的支持者们抹黑了。实际上，这是变相的进行新闻审查。早在1976年，即使在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之后，72%的美国公众表示他们信任新闻媒体。

今天，这个数字只有34%，在共和党人中，只有14%。

如果说“民主在黑暗中消亡”在2017年有点危言耸听，那么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暴力事件证明，这句口号很有预见性。不得不说，我们的民主真的处于危险之中。

国家民主需要自由媒体，这个信念与我们的民主相伴相生。第一修正案也是建立在自由的信念上。如果没有信息和意见的自由流通，选民在投票和选择支持的政策时，就要在无知中进行操作。如果流通的信息都是负面的呢？如果人们不能相信记者的话呢？如果“事实”根本不存在呢？

正如迈克尔·舒德森 在历史书《发现新闻》（1978）中指出的那样，好的新闻是“客观的”，即无党派和无偏见，这个概念在二十世纪初才出现。

舒德森认为，在这个概念的出现，是为了回应对于“稳定和可靠真理”的质疑。正如他所说：“客观性的标准不是对事实信念的最终表达，而是另外一种断言，即为一个连事实都不可信的世界设计出的应对方法……记者们开始相信客观性，至少在他们所工作的范围内是这样做的，因为他们想要、需要，或者被普通人的愿望所迫，试图逃离他们自己根深蒂固的怀疑，和随波逐流的信念。” 

换句话说，客观性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有问题的概念。

沃尔特·李普曼在一个世纪前出版的《舆论》一书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经典表述。李普曼的批判思维在今天仍然适用。去年秋天，哥伦比亚新闻学院举办了为期四天的“民意”会议，人们发现仍然有很多话题可以讨论。

李普曼的论点是，新闻不是一种职业，并不需要执照或学术证书来从事这个行业。各种各样的人都自称为记者，但是，他们全都在为公众提供可靠和公正的新闻吗？

然而，记者们很快就会为任何揭露和传播信息的人辩护，无论通过什么手段和动机，只要信息是真实的。

这样看来，朱利安·阿桑奇可能是一个罪犯。他干预了2016年的美国大选，称在俄罗斯的帮助下破坏了希拉里的候选资格。但各大知名报纸编辑坚持认为，阿桑奇所做的事情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而保护记者委员会（CPJ）也对针对他的指控提出抗议。

李普曼还有另一个观点：新闻不是公共服务；这是一门生意。如今最有影响力的记者都是大公司的员工，他们的工作成果有望盈利。认为电视新闻现在是（或曾经是）赔本买卖的说法是错误的。

在20世纪60年代，晚间的《亨特利-布林克利报告》是NBC最赚钱的节目。1968年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首播的《60分钟》，连续23年位列电视节目收视率前十。

而这门生意就是为了吸引眼球。当收视率下降，广告收入也随之下降时，记者、主播和报道范围都会发生变化。新闻，尤其是但不仅包括有线电视新闻，是为观众策划的。

显然，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信息也是如此，在社交媒体上，算法会根据受众的政治偏好进行选择。要同时做到“客观”和“卖新闻”是很难的。

自李普曼时代以来，新闻界的记录如何？

在《新闻人之城：冷战时期华盛顿的公开谎言和职业秘密》一书中，凯瑟琳·麦加尔(Kathryn J. McGarr)衡量了冷战开始后前几十年华盛顿记者团的表现。

她指出，通过查阅档案信件可以发现，华盛顿的记者非常清楚，政府在国家安全问题上误导了他们。例如，美国是否在苏联上空飞行间谍飞机，或者训练流亡者入侵古巴并推翻菲德尔·卡斯特罗。

在某种程度上，官方宣称的“遏制共产主义扩张”掩盖了一个议程：在某种程度上，中东政策旨在保护西方获得油田的权利，或者中美洲政策旨在使此地区对联合果品公司来说更安全。记者们没有被愚弄。

（注：联合果品公司是过去的一家美国公司，现金吉达品牌国际公司的前身。公司主要收购第三世界国家种植园的热带水果，并销往美国和欧洲。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联合果品公司控制了拉丁美洲的香蕉出口。因为在一些区域拥有大量土地，且垄断了香蕉贸易，公司对多个拉美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有着很大的影响，实际上成为这些国家的深层政府。）

那他们为什么不报告他们知道的情况？麦加尔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历史学家，她认为这是因为那些为通讯社和主要日报报道政府新闻的记者，有一种意识形态。他们是自由国际主义者。

直到美国军事干预越南，1965年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那里登陆之前，这一直是美国精英的意识形态。像政府一样，像福特基金会等慈善机构，和现代艺术博物馆等文化机构的领导人一样，报人相信他们所认为的冷战政策的核心使命：保卫北大西洋国家共同体。

他们支持保护和促进自由价值观的政策，美国曾以自由价值观的名义与希特勒开战。

华盛顿新闻界的许多成员，包括编辑和出版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政府工作，如在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争信息办公室，以及在华盛顿和伦敦担任其他职务。他们是抗战的一部分，他们的责任感在战争结束后依然存在。捍卫民主不仅仅是政府的工作。这也是媒体的工作。

当记者掌握了美国政府想要保密的信息时，他们会问自己，公布这些信息是否会损害冷战使命。

麦克加尔说：“为和平而战仍然是外交记者团职责观念的核心，高质量的报道意味着要倡导‘和平’，而不是为政府发声。’”

谨慎还有另一个原因：对核战争的恐惧。

自1949年苏联研制出核武器以来，直到1963年《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订，世界末日的核焦虑普遍存在，新闻工作者也有同感。冷战是一场均势战争。美国政府非官方对“遏制”的定义是保持现状。任何让天平向错误方向倾斜的事情都可能引爆炸弹，因此报纸对自己发表的内容都很谨慎。

麦克加尔还明确表示，华盛顿新闻界是蒂莫西·克劳斯(Timothy Crouse)在他关于1972年总统竞选的经典著作《公共汽车上的男孩》中所说的“打包新闻”。尽管报纸在名义上是相互竞争的，但记者和编辑都要承受麦克加尔所说的“水平压力”，即与消息来源和同行保持良好关系的压力。

在政府官员和媒体之间，没有什么防火墙。相反，记者和官员的社交活动频繁。

这个回音室里几乎全是白人。在1945年至1975年期间，内阁中有一名女性和一名黑人。每个人都任职两年。在媒体方面，情况更糟。女性和黑人记者被有计划地排除在外，无权从事某些新闻职能，编辑也没有指派女性报道政府事务。赤裸裸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存在的时间，比今天看来要长得多。

华盛顿记者的两个主要组织，是1885年成立的烤架俱乐部和1908年成立的全国记者俱乐部。1896年，烤架俱乐部邀请成员的妻子参加晚宴，但讽刺选举权运动的短剧并不受欢迎，直到1972年，女性才被允许回到晚宴上。

到了20世纪50年代，成员们在烤架晚宴上以涂黑脸表演（假装黑人）作为娱乐。麦加尔报告说，俱乐部的标志性曲调是用方言唱的“西瓜之歌”（美国黑人吃西瓜，是一种种族歧视的暗示）。

全国记者俱乐部直到1955年才有黑人成员，这是女性被允许参加这个由官员介绍情况的午餐会的第一年。女性必须坐在阳台上，不允许提问。直到1971年，全国记者俱乐部才有女性会员。

1951年，《华盛顿邮报》雇用了第一位黑人记者。他被分配了自己的洗手间，两年后离开了报社。麦克加尔说，《华盛顿邮报》直到1972年才雇用了另一名黑人记者，但这是错误的：其在1961年雇用了多萝西·吉列姆(Dorothy Gilliam)，在1968年雇用了杰克·怀特(Jack White)。

《纽约时报》直到1966年才有黑人记者，当时正值民权运动的初期。包括本刊在内的大众杂志的记录也好不到哪里去。

《新闻人之城》是对这种倾向的纠正，其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并一直顽固地坚持：将越南战争前的一切，都归结为对共产主义的痴迷和对美国例外论的盲目信仰。事情没那么简单。麦克加尔正在做历史学家应该做的事情。她正在澄清背景。不过，其中还缺少一大块内容。

1966年，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越南后不久，美国中央情报局秘密参与了一些表面上是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这一事件引发了美国政治生活中的激进情绪转变，政府与媒体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事实证明，CIA的触角无处不在，通过分支机构和虚拟基金会，支持它希望推动其反共议程的组织，并在任何可能的地方安插特工。

其中一个地方就是新闻媒体。1977年，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前记者，1972年美国水门事件主要调查者）在《滚石》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声称自1952年以来，有400多名记者秘密为中情局工作。

主要的新闻机构（伯恩斯坦说“最有价值的”是《纽约时报》、CBS和《时代周刊》)向中央情报局特工提供资质证明，作为他们在国外的掩护，向中央情报局出售他们报道中剪掉的内容，并允许中央情报局官员详细盘问记者。

伯恩斯坦的文章发表后不久，《纽约时报》就发表了自己的调查报道，其中报道称，中情局拥有或资助了“50多家报纸、新闻服务机构、广播电台、期刊和其他通信实体”，其中大部分是在国外，“还有30多名、或许多达100名美国记者……在履行报道职责的同时还担任领薪情报人员。”

1980年，时报资深员工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时报上出版了一本书《无畏无偏袒》(Without Fear or Favor)。他在书中写道，时报的一位欧洲记者CL·苏兹伯格(C. L. Sulzberger，时报出版商的侄子)，大约每月与中情局特工会面一次，交换情报(伯恩斯坦还将苏兹伯格列为线人)。

苏兹伯格很生气。他不认为自己是特工或线人，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需要解释或道歉的。在他看来，他只是一名记者，与政府消息人士交谈。

“我从中情局那里得到的，远比它从我这里得到的多，”他在一份对索尔兹伯里的书进行的回应中写道，这一回应未发表。

专栏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甚至更加毫无歉意。他对伯恩斯坦谈到他在中情局的卧底工作：“我很自豪他们邀请了我，也很自豪能做到这一点，一个新闻记者对他的国家没有责任的想法简直是无稽之谈。”

《纽约时报》似乎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与中情局有关联的记者是否撰写了宣传文章，是否故意按照中情局的喜好编造了自己的故事。这忽略了伦理问题。那些记者提供给中情局的，是他们没有或不能公布的信息。这意味着，他们所交流的东西，是别人私下告诉他们的，而这些人根本不知道他们在与美国政府对话。

即使记者们对消息来源的身份保密，他们还是在出卖消息来源，而且现在已经不可能知道他们对谁说了什么。

1968年夏天，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芝加哥召开，冷战时期的权宜之计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粉碎。记者们觉得他们被用来发布白宫关于越南战争进展的谎言，于是他们进行了反击。

甚至在大会开始之前，《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CBS和全国广播公司都报道（NBC）说，这场战争是不可能打赢的，这与约翰逊政府告诉公众的情况相矛盾。因此，在筹备大会的时候（林登·约翰逊3月份退出竞选，没有参加此次会议，但他在很大程度上是会议的策划者），政府费尽心思，尽可能地给新闻媒体制造麻烦。

1968年大会的故事已经被讲了很多遍。约翰逊的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在没有参加任何一次初选的情况下赢得了总统提名，民主党的反战力量几乎处处受挫，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在街上对示威者和摄影师大打出手，两名记者丹·拉瑟和迈克·华莱士在大会会场被保安粗暴对待。

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历史学家希瑟·亨德肖特(Heather Hendershot)的《新闻爆发时：1968年的芝加哥和美国的两极分化》(When the News Broke: Chicago 1968 and the Polarizing of America)一书，几乎是从电视新闻的角度，按小时带我们再一次回顾当时的故事。

书中回顾了由沃尔特·克朗凯特主持的CBS节目（他的结束语是“事情就是这样”）；由切特·亨特利和大卫·布林克利搭档主持的NBC节目(其结束语是“晚安，切特”，“晚安，大卫”)；而美国广播公司（ABC）是电视界的中的矮子，无法提供完整的报道。因此由戈尔·维达尔和威廉·巴克利为观众提供评论，为主要事件提供带着戏谑的花边内容。

正如亨德肖特所说，ABC“没有表现出提高电视话语水平的承诺(她没有提到巴克利在节目中称维达尔为“同性恋”)。

芝加哥市长理查德·戴利本质上是肯尼迪的人，但他很乐意帮助约翰逊摆脱困境。当媒体到达镇上时，他们遇到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不便，其中一些只是偶然事件。发生了出租车罢工。还有一次电工罢工，这意味着没有安装足够的电话。在大会期间，由于记者试图打电话，投币电话塞满了硬币。

每家电视网，只被允许在大会会场上使用一台移动摄像机和七张媒体通行证，这些通行证必须覆盖电视和广播报道。街道上不允许有电视摄像机，这意味着当警察暴力发生时，报道必须延迟，因为媒体要处理16毫米的电影胶片。

后来被称为密歇根大道之战的事件，发生在8月28日晚上8点左右，也就是大会的第三天晚上。示威者正计划从格兰特公园游行到5英里外的会议大厅，但他们在希尔顿酒店前遭到袭击，那里是反战的主要候选人尤金·麦卡锡和汉弗莱的总部所在地。

警察冲进人群，不分青红皂白地用棍棒殴打游行者，逮捕了1000多人。战斗只持续了17分钟。大约一个小时后，当电影胶片被处理好并在电视上播放时，混乱结束了。

新闻主播们保持着一种客观的姿态。他们没有掩盖警察的暴力行为，但也没有站在示威者一边。骚乱是一个故事，他们报道了。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们没有完整报道。

在一本关于战后时代的伟大著作《我们时代的美国》中，英国记者戈弗雷·霍奇森计算出，CBS对大会的报道有38个小时，其中只有32分钟是关于抗议者的，而NBC有19个小时的报道，其中只有14分钟是关于抗议者的。

亨德肖特的数字略有不同，但差别不大。她也认为，示威者的图像几乎没有占据网络报道的主导地位。然而，戴利和民主党设法让观众相信，他们所看到的一切都应归咎于媒体。人们没有看到真正发生了什么；他们不应该相信电视上出现的东西或主持人告诉他们的东西。假新闻。

反战代表指责戴利，警察是他手下的。但是，密歇根大道游行的第二天，克朗凯特在节目中采访了戴利，而且几乎是在奉承他。克朗凯特以“戴利先生，我可以告诉你，你在全国和芝加哥都有很多支持者”作为采访的开场白，然后让戴利指责那些被殴打的记者是反战运动的支持者。

克朗凯特的传记作者道格拉斯·布林克利（Douglas Brinkley，与大卫·布林克利没有亲戚关系）称，这次采访“差劲透顶”。

戴利很乐意为几个人被打破脑袋负责。他知道公众会站在他这一边。绝大多数美国人都不喜欢艾比·霍夫曼和艾伦·金斯伯格这样高调的抗议者。他们很高兴看到他们和追随者被打倒。人们并没有因为发生的事情而责怪市长或警察。

他们指责新闻界。

信件纷至沓来，指责电视台的报道有失偏颇。亨德肖特引用了一位空军上校的典型语录：“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在最近的大会上，你对雅皮士、嬉皮士、瘾君子、流氓、流浪汉和其他人渣的处理是完美的。我高兴地注意到，警方对主要的挑衅者——新闻界给予了应有的关注。”

CBS收到的邮件，批评与赞扬报道的比例是十一比一。亨德肖特说，给戴利的邮件都是正面的。

历史学家大卫·法伯(David Farber)在他关于本次会议的书《68年的芝加哥》中报告说，只有10%的白人受访者认为戴利市长使用了过多的武力。甚至在反战人士中，也有超过70%的人对抗议者持负面态度。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戴利能够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咎于媒体。沃尔特·克朗凯特和切特·亨特利都不是激进分子。他们对媒体在大会上受到的待遇直言不讳，而不是对示威者的遭遇直言不讳。

亨德肖特写道：“在芝加哥，电视台非常公平，事后的攻击是毫无根据的。”

然而，她认为芝加哥事件是“公众对主流媒体普遍不信任的一个转折点”。

共和党政客利用了这种信任的丧失。他们可以看出，妖魔化媒体是很好的政治手段。理查德•尼克松在芝加哥事件发生九周后当选，他向媒体开战。政府不仅通过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的煽动性演讲，在言辞上攻击主流媒体，还通过让联邦通信委员会调查反垄断行为，来打击这些电视台。

这是电视台最大的噩梦。广播电视从一开始就是寡头垄断的。反垄断案件很容易立案，联邦通信委员会开始限制电视台对黄金时段节目的控制权，这让好莱坞得以进入电视制作业务。电视网络时代即将结束。

媒体明白了。

霍奇森解释说，芝加哥事件之后，有关政治动乱、民权运动和战争的报道大大减少了。到1970年底，人们几乎已经忘记了越南（尽管美国人在之后的五年多里继续在那里死亡），部分原因是他们看到和读到的关于越南的东西要少得多。

电视台明白，大多数观众不想看到受伤的士兵、反战抗议者或内城暴徒的画面。他们也明白，政府一如既往地握着监管之锤。

不过，亨德肖特的观点似乎漏掉了一个步骤。如果芝加哥的报道（借用福克斯新闻的口号）是“公平和平衡的”，为什么公众会有不同的感受呢？如果媒体发布了带有偏见或耸人听闻的新闻，那么它失去可信度是有道理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其几乎没有报道抗议者。

还有别的事情在起作用。那就是战争。

越南战争是我们目前两极分化状况的开端，而两极分化的特征之一就是再也没有客观或公正这回事了。在一个两极分化的政体中，你要么支持我们，要么反对我们。你不可能公正，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公正是虚假的外表。1968年的观众不想要公平和平衡。他们想让媒体谴责那些长头发还对警察竖中指的孩子们。

我们今天仍然在面对这种情况。有人说，我们更需要客观，但这不是人们想要的。人们想要的是宣传。舒德森所描述的信念与怀疑之间的平衡已经倾斜。现在大家都明白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包括福奇博士。尤其是福奇博士，因为他一直在谈论“科学”。

我们说，我们希望最高法院不涉及政治，并遵循法律。但我们真正希望的是最高法院能支持我们。最后，我们不在乎事实是什么，因为总是有更多的事实。

你无法解开事实真相；你只能给它们一个不同的角度解读。我们想看到的是我们的敌人，史蒂夫·班农，亨特·拜登，不管是谁都好，穿上橙色连体衣（坐牢）。

我们想要赢家和输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的许多政治都是在法庭上进行的。

在回忆录《新闻编辑室机密：墨迹生涯的经验(和担忧)》中，玛格丽特·沙利文认为，客观在今天与其说是不可能的，不如说是毫无意义的，媒体应该停止追求客观。2020年和2021年的事件表明，新闻界的价值观是错误的。

她写道：“极右翼拥有坚定的媒体盟友。这个国家其他方面的主流媒体，往往不能或不愿做好自己的工作。太多记者似乎无法理解自己在美国民主中的关键作用。”

沙利文有着杰出的职业生涯。她是其家乡报纸《布法罗新闻报》的第一位女编辑，后来又成为《纽约时报》的第一位女公开编辑。(公共编辑这一职位现已取消，负责回应报道方面的问题。)从特朗普当选的2016年到2022年退休，她一直是《华盛顿邮报》的媒体专栏作家。新闻工作是她的本行。

她抱怨一些常见的新闻实践（例如使用匿名消息来源），但她最关心的恰恰是“客观性”标准。她认为这导致了虚假平衡（both-sides-ism），坚持给予争议中的每一方平等的报道，就像CBS对芝加哥市长戴利所做的那样。

在她看来，传统新闻媒体将否认选举的人视为“合法的新闻来源，为了客观和公平，必须尊重他们的观点，并在新闻报道中反映出来。”

对国家政治的主流报道也是如此。沙利文说：“这几乎成了病态，记者们把不正常的事情正常化，把平凡的事情耸人听闻。”

希拉里的电子邮件事件就是一个例子。就在2016年大选的11天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宣布，在名誉狼藉的前纽约市市长候选人安东尼·维纳的笔记本电脑上，发现了希拉里担任国务卿期间写的一些电子邮件，时报于是开始全速前进。

在6天的时间里，《纽约时报》关于希拉里电子邮件的封面报道，就像大选前69天里所有政策问题的报道总和一样多。这一报道为其他主流媒体定下了基调，他们继续大肆报道。

希拉里做了她的前任科林·鲍威尔也做过的事情，使用私人服务器处理政府事务，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她成了一罪犯，这是特朗普竞选团队的一个主打内容，当然，特朗普欢迎阿桑奇公布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电子邮件。电子邮件事件由一个黑客和一个骗子所定义，而媒体也在配合。

《纽约时报》为什么要过度报道电子邮件事件？沙利文认为，这是一种平衡，《纽约时报》并不想显得支持希拉里，“《纽约时报》的承诺似乎是，是的，别担心，希拉里·克林顿将成为下一任总统，但当她宣誓就职时，我们的读者将对她的缺点有一种被夸大的感觉。这样就千万不要说我们给了她优待。”

科米大概也是出于类似的动机。

沙利文认为媒体应该站队的结论，让她在特朗普执政期间与《华盛顿邮报》主编马丁·巴伦发生了冲突。她引用了他的一封电子邮件：“当我们以必要的严谨性和彻底性（也被称为可靠、客观的报道）完成工作后，我们应该告诉人们我们已经了解到的和仍然未知的东西——直接了当、毫不畏惧——就像许多其他行业的人在正确工作时所做的那样。这就是‘客观性’这个词在一个多世纪前为新闻业而发明时的本意，也就是在李普曼写《舆论》的时候。”

沙利文的立场，是对第一修正案最初理由的上诉。我们有新闻自由是为了保护民主。当民主受到威胁时，记者、编辑和出版商应该有一个议程。他们应该支持民主。

沙利文说，记者应该“停止问谁是赢家，谁是输家”，他们应该“开始问，谁在为民主服务，谁在破坏民主。”

媒体也身在其中，存在利害关系。

但冷战时期的媒体认为，它也有一个重要的议程。这一议程导致其许多成员隐瞒了政府的行动，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美国人现在也后悔了。这导致他们中的一些人充当间谍和线人，而不是记者。

新闻界的力量，就像学者、科学研究人员和最高法院法官的力量一样。媒体没有武力的支持，而是依赖于信仰：相信这些是一群致力于追求真理的人，没有恐惧和偏袒。一旦他们放弃了这个功能，他们就会像现在其他人一样，被认为是在追求利益或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