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麦考林刊发一位移民的文章，描述了他作为一位有高学历的移民，来到加拿大后却只能做清洁工的挫败之感。

2008年，我与妻子和三个孩子居住的边境城市华雷斯（Ciudad Juarez），那里是墨西哥禁毒战争的中心，每个月都有数以百计的人被杀。

当时，我是一家颇具影响力的媒体公司Grupo Reforma的高级记者。2008年8月，一个可靠的消息来源警告我，我上了一个卡特尔的暗杀名单，因为我揭露了政府官员和犯罪组织之间的腐败关系。

在一个危险的地区做了多年记者后，这些威胁很常见。

9月的一个下午，事情升级了。我听到前门砰的一声关上，妻子大声叫我赶快下楼。我发现她脸色苍白，浑身发抖，指着街道，说她被两个开着小货车的男人跟踪，在我们家门外威胁她。

盯着我的人，终于把目标转移到了我的妻子和孩子身上。

我们需要尽快逃离。我不想去美国，因为我知道贩毒集团在那里有触角。相反，我们逃到了加拿大，申请了难民身份。

在这个国家的第一个星期，我们住在BC省兰利郊区的一家旅馆里。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帮助我们搬进了一所半独立式的旧房子，负担了两个月的房租，还提供了一些家具和衣服。

每个月，我和妻子早上五点半就出门去当地的食物银行（注，北美一种慈善机构，为穷人提供食物，但是和一般人想像的不一样，那里的食物质量非常高）排队，确定了附近最好的旧货店，以及哪些街区人们不要的家具会保存完好。我的孩子们，也收到了捐赠的圣诞礼物。

作为难民申请者，我们在最初的几个月里穿梭于省级和联邦办事处，不断依靠慈善机构和政府援助来维持生计。我们花了五年时间从受保护人员过渡到永久居民，再到加拿大公民。

早斯的临时社会保障，限制了我们的工作选择，让我们只能从事像清洁工这样的工作生存。在华雷斯，我的妻子担任管理职位，在温哥华，她从早上7点工作到下午3点。

当时我在照顾孩子，为移民听证会准备证据文件。我们还一起做过清洁工，每天晚上，我们在清理城市里的建筑物之前吃一顿快餐，通常凌晨2点回家。当我们外出时，大儿子把他的弟弟妹妹们哄上床睡觉，他当时17岁。 

2011年，我和家人搬到了多伦多，在那里我完成了两个硕士学位，希望能帮助我在加拿大的劳动力市场取得成功。在积累了大量的学生贷款债务后，幻想破灭了，我一次又一次收到拒绝邮件。

2015年，《多伦多星报》聘请我担任Star Touch应用程序的内容编辑。项目失败后，我是第一批被解雇的人。从那以后，另一份奖学金和临时工作，帮助我们家支付了一些账单。

生活很艰难。

2016年11月的一个寒冷的早晨，我的世界停留在了西奈山医院的第12层。一位医生用轻柔的声音告诉我，我的妻子得了癌症，一种罕见的左腿肉瘤。虽然我的孩子们从小就知道我的工作很危险，但是突然间，我们的家庭遇到了新的威胁。

经过11个疗程的化疗，22个疗程的放疗以及两次大手术后（注，加拿大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所有在医院的费用，所以虽然作者家境贫寒，但是看病的费用并不是问题），我妻子的病情得到了缓解。终于，我们胜利了。 

去年九月，我找到了一个工作，在多伦多一家超市做周末兼职看门人。这意味着，人们认为我没有能力和资历为政府工作，缺少技能去私人公司工作，即使我有硕士学位。

这又一次痛苦地提醒我们，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寻找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还没有成功。 

移居加拿大14年后，我仍在努力找一份能利用我所受教育的工作。我出版了一本关于有组织犯罪的书，并继续写了几十封求职信，尽管总是被拒绝。

我一直在寻找一种方式来回报加拿大，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移民，经验丰富的专业和感恩的难民。我所想要要的，只是被允许以我的一切回报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