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的作者柯斯蒂·朗，介绍了在世界各大城市居住可负担性问题越来越严重的时候，为什么维也纳却保持了平静。
世界上最著名的新年音乐会在维也纳举行，而且在19世纪的音乐厅的金色天花板下，会向世界各地的数百万人直播。
这座城市是古典音乐的代名词，是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和舒伯特的家乡，同时也是咖啡馆的代名词。
维也纳还是20世纪初艺术家、作家、哲学家和政治激进分子聚集的地方，包括克里姆特、茨威格、维特根斯坦、弗洛伊德、托洛茨基。
不幸也包括希特勒。
后来，作为冷战的前沿城市，维也纳有了一个更不祥的名字，间谍之城。
但还有另一个维也纳，蜂蛹而来的游客很少真正理解，一个现代版本的维也纳，因高质量生活和全球宜居指数中名列前茅而闻名。
IWM研究所的政治学家伊万·克拉斯特夫，已经在奥地利首都安家十多年了。他说：“在维也纳，你可以选择想生活在哪个世纪。”
在这座城市，你可以在古老的中世纪中心的鹅卵石街道步行，穿越19世纪末的新艺术主义和维也纳现代主义，然后跳上廉价高效的公共交通网络，参观扎哈·哈迪德的建筑（注，伊拉克裔英国建筑师，2004年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奖者），然后欣赏21世纪的生态住房发展。
所有这些都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完成。
根据《经济学人》的说法，一个城市的宜居性得分，可以根据以下几个因素计算：医疗、文化、环境、教育、基础设施和安全。几乎在每个类别中，维也纳都名列前茅。
与丹麦和法国一样，奥地利拥有欧洲最高的个人所得税率，收入超过9万欧元的人，需要缴纳50%的税。但他们得到的回报也很多。
随着伦敦和纽约等城市发展成只有富人才负担得起，维也纳的模式是否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呢？
去年夏天，我从伦敦搬到维也纳，看到公共交通年票花费是365欧元（每天一欧元），当时就震惊了。相比之下，伦敦内部（1-3区）的旅行卡年费超过1,800英镑，每天约5英镑。
可以免费参加的大量文化活动（从主要作家和思想家的讲座一直到露天电影院），也让我欣喜若狂。
“文化当然是维也纳的DNA，但我们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努力让其变得更容易负担，不会有人因为财富而被排除在外。”维也纳的文化和科学部长维罗妮卡·考普-哈斯勒说。
在进入政界之前，考普-哈斯勒曾从事过戏剧工作。她相当自豪地解释说，即使是福利领取者也有权申请歌剧票。在大流行病期间，她发起了免费户外音乐节，现在每年夏天都会在城市广场、市政厅和老人院，进行为期六周的活动。
当我提到与伦敦相比，维也纳有多少家好的独立电影院时，她说城市也对这些电影院进行补贴。
但是，当搬到这里时，真正让我吃惊的是，与伦敦、纽约和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的首都相比，这里的租金是多么合理，因为维也纳市议会（欧洲最大的房地产所有者）有一个外人看起来相当激进的社会住房政策，维也纳有约60%的人口生活在高质量的补贴住房中，包括中产阶级家庭和年轻的专业人士。
与伦敦不同，护士、教师和公务员都能住得起中心城区的房子。
目前，伦敦的租房紧张程度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根据Rightmove的数据，现在伦敦平均月租价格为2,343英镑，在过去一年中上涨了16%。曼哈顿的平均租金现在超过5,200美元/月，上涨了19%。
在维也纳，大量的补贴住房使私营住房的租金涨幅和缓。根据2022年Mietspiegel租金指数，维也纳60平方米公寓的平均月租价格为767欧元，社会租金明显较低。
此外，租户在租金上涨和不被驱逐方面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有一个舒适和负担得起的住处，是人们安全感和幸福感的关键，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也是生产力。
在整个伦敦，平均租金已经占到租房者总工资的近40%。
要理解维也纳的住房政策，需要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奥地利的诞生。当时哈布斯堡帝国崩溃了，维也纳一夜之间从富裕的帝国城市，变成了一个小国拥挤的首都。由于有大量的流离失所者——四分之一的人口无家可归，一些人不得不在树林里搭起了临时的棚子，在严寒的冬天被冻僵了。
历史学家沃尔夫冈·马德坦纳说，那时的维也纳，“是一个垂死的城市，经济上的死亡，但人们也死于疾病，包括结核病，结核病是如此普遍，以至于被称之为维也纳病。”
然后，在100年前的1923年，社会民主党控制的维也纳市议会做出了一个新决定，为穷人建造了25000个单位的补贴性公共住房，资金来自于对土地、租金和奢侈品的新税收。
马德坦纳说，“他们对香槟酒、妓院、高级餐厅、赛马和汽车都征税。”
他解释道，第一共和国下的新联邦宪法，使维也纳成为一个自治省。这很关键，让维也纳能够提高自己的税收，这样一来，首都就在一个保守的天主教国家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堡垒。
除了在纳粹统治下的七年之外，一直如此。
Karl-Marx-Hof 是早期建造的住宅区之一，至今保存完好。很明显，城市花了很多钱来维护公共建筑。红色维也纳博物馆每周两次带领人们参观这个社区。
“他们的想法是，建造负担得起的、卫生的和美丽的住房。他们认为，享受美丽的权利不应该只属于富人，“历史学家和馆长朱莉娅·施兰茨说，她是我们的导游。
为此，城市聘请了当时最伟大的建筑师，制作了大量的公共艺术。左派将其称为工人的凡尔赛宫，而右派则抱怨无产阶级在如此宏伟的环境中会感到不自在。
我想不出还有哪个城市的公共住房能成为景点。但在维也纳，游客蜂拥至Hundertwasserhaus，一个古怪的、五颜六色的社会住房综合体，上面覆盖着马赛克和植物。
几乎每一个新的开发项目都要经过建筑竞标，这意味着有各种各样的美学，而不是那种让许多欧洲城市受到损害的灰色、野蛮主义的混凝土块。
建筑师兼作家迈克·诺沃特尼说：”在避免贫民区和建设混合社区方面，维也纳市议会付出了很多努力。“
他记录了伦敦和维也纳公共住房政策之间的差异，”在维也纳，社会住房没有被污名化。人们以此为荣。“
自从撒切尔夫人在1980年推出”购买权“政策，允许租户购买自己的补贴住房以来，英国的可负担住房供应一直在下降。根据官方数据，今天，大约20%的伦敦人口生活在某种形式的补贴住房中，而在维也纳，这一比例为60%。
早在20世纪20年代，健康生活一直是维也纳住房政策的支柱。很难想象维也纳会有孩子，像两岁的阿瓦布·伊沙克那样死去（英国一个两岁孩子，在罗奇代尔城的住房里因接触霉菌而不幸去世）。
市政府坚持要求公寓具有良好的隔热和通风效果，租户可以使用健身房和游泳池，包括神话般的Amalienbad，一种有精美艺术风格的公共浴场。
维也纳最新的社会住房开发项目之一，甚至在屋顶上为居民提供了游泳池。根据千禧年以来通过的立法，所有新开发项目的50%必须是绿色空间。
不幸的是，从1930年代中期纳粹接管到冷战结束的漫长黑暗时期，维也纳许多最好的创造者和知识分子——都是犹太人消失了。失去如此多的建筑师、科学家和音乐家，自然会对城市产生重大影响。
在1945年，维也纳成为东西方之间的一个边境城市，距离铁幕仅50公里，与中欧和巴尔干地区的古老贸易路线隔绝。于是成为作家格雷厄姆·格林的《第三人》中的城市，是间谍和阴谋的场所。
但这并没有带来财富。税基缩小了，人口也缩减了，留下的是老人，年轻人离开了。
小说家丹尼尔·凯尔曼在这里长大，后来搬到了柏林。他告诉我，今天的维也纳与他的童年时代不可同日而语，那时的维也纳是灰色的，文化单一，令人压抑，缺乏夜生活。
变化来自两个历史转折点：柏林墙的倒塌和奥地利在1995年加入欧盟。
与前帝国区域的国家重新建立联系后，维也纳又繁荣起来，来自东部和巴尔干的移民来到这里，城市又开始建造房屋，现在是欧盟最大、增长最快的城市之一，拥有年轻和多样化的人口。
鉴于维也纳的高移民水平，奥地利人和移民之间在住房问题上却没有那么紧张，尽管在选举时有极右派的零星抗议。相比之下，英国小报上关于移民插队购买市政府公寓的故事不断涌现。
前副市长玛丽亚·瓦西拉库自己也是来自希腊的移民，她认为这种相对和谐的关系是有历史原因的，”几百年来，维也纳一直是一个多民族帝国的中心“。
但随着人口的增长，私人房产的租金在过去十年中也大幅上涨。随着土地价格上涨，人们担心城市将无法建造足够的社会住房来满足未来的需求。
“这个历史名城有很多地点曾是移民居住的地方，现在正在进行绅士化改造，”瓦西拉库说。“私人开发商正在翻新旧建筑并将其出售给自住者”。
但她认为，如果维也纳市政厅继续实行“积极的土地政策”，要求超过150个单元的开发项目，必须有三分之二的补贴住房，那么就能保持社会公平。
在维也纳有几种类型的社会住房。Gemeindebau是市政厅的公寓，通过积分制进行分配；合作社是非营利性住房协会，居民在其中购买股份。
补贴性公寓由公私合营的开发公司建造，资金由市政府投资，这些公寓大多建在棕地上（注，棕地是指空置或未充分利用的地方，过去的工业或商业活动可能留下污染，比如工厂和加油站，还有以前用于工业或商业活动的港口土地）。
目前有三个主要的开发项目，其中两个位于市中心的前火车站的地面上，第三个是Seestadt Aspern，建在郊区一个废弃机场上。
英格丽·斯波克带我参观，她在Seestadt Aspern开发公司工作，这家公司是一个公私合营企业，旨在建设一个围绕人工湖的步行小镇。
Seestadt（意为湖边的城市）的建设几年前就开始了，目前仍在进行。首先建造了一条地下线路，已有超过8000人搬入。大多数居民是年轻家庭，被低廉的租金和多种儿童设施所吸引。
斯波克自豪地告诉我，到目前为止，这里估计已经有1000个婴儿出生。
这里通过自行车道和人行道鼓励步行和骑自行车。项目中没有天然气，能源来自于可再生能源和地热资源的混合。
这一切听起来像完美城市，但是最近一项针对12000名外籍人士的全球调查发现，维也纳也是世界上最“不友好 ”的城市。新来的人总是期待着看到美国人那种表面上的轻松，或者意大利人和希腊人的热情好客，而实际上，维也纳社会是矜持和严肃的。
为了获得另一个视角，我和一位嫁给奥地利人并在12年前以维也纳为家的伦敦人一起，在导游的带领下漫步这座城市。
尤金·奎恩是一位城市学家、讲师和DJ，他组织了名为“智能维也纳”和“丑陋维也纳”的徒步旅行。
他认为现代维也纳有很多值得钦佩的地方，但他并不热衷于此，“维也纳不像伦敦那样酷或前卫，如果你在深夜开一个响亮的派对，邻居会打电话给警察。不过宜居性与酷无关，而是关于让你和家人享受一个轻松的生活。大多数人住在公寓里，他们没有花园，所以更重视公共空间。”
这不友好的吗？我问。
他停顿了一下，“维也纳人不擅长闲聊，但他们倒是擅长夸夸其谈”，最好是在一家美丽的 Jugendstil（一种艺术运动）咖啡馆里，边吃蛋糕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