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的深度文章分析了美国一个触目惊心而悲剧的社会现象：一些黑人社区严重的枪支暴力。文章认为，其根源不只是种族歧视和枪支泛滥，这些黑人产业工人社区失去工作后的贫困被忽视了。
贫穷就是暴力。
我们都是生活环境的产物。
这句耳熟能详的话，假设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某个社区、一个限定的世界中，度过了我们的青春。
但我是夹在两个空间之间长大的：一个白人小孩，我的单亲母亲用书籍填满我的生活，同时担心她的工资能否维持这个月生活，而我的父亲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在各种机构中进进出出。
我在一个租来的双户家庭房子的地板上度过了青春期的夜晚，白天则在免去我学费的私立初中度过。这种少年时代的阅历意味着，我看到的城市比我原本能看到的更多，这让我困惑，并最终导向怀疑。
我在1970年代末的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长大，这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小城市，以作为美国城市环境的“代表”而闻名。
有一种思考童年的方式，是一连串的觉醒，突然的、明亮的清晰的时刻：原来世界就是这样的！
我经常打棒球。这意味着随着在联赛中的进步，我能骑着自行车在城市中漫游。在新私立学校的七年级，许多孩子都戴着牙套。
在接下来的夏天，我到附近的另一个工人阶级社区费尔黑文的项目附近打比赛，当时我是球队的游击手。有一天，在二垒上，当一个叫“拉普”的、有着长长的意大利姓氏的孩子，露出闪光的牙齿，表现出曾去看牙齿矫正医生的证据。
当时我想，在这里，在我们这群孩子中间，他是唯一一个带牙套的。
还有一年，我在纽哈维尔打球，这是一个黑人社区，离倒闭的温彻斯特枪械厂不远，在那里我有队友和对手，他们破旧的公寓和褴褛的衣服，表明家庭在挣扎着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
有一天，我站在尘土飞扬的球场上想，对面是什么样的。
就在那里，就在那座山上，在一条名叫“展望街”的街道对面，绿色的草坪茂盛且修剪整齐，当时的耶鲁大学几乎完全是白人学生群体。
我吸收到的，不仅仅是这些不同的极端景象，而是它们跟我的距离是如此的接近。对我来说这种并行足够让人困惑，以至于我现在还能听到奇怪的、正式的内心独白，在独白中，我尚未变声，我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
纽哈维尔是以乔治·纽哈维尔命名的，他是一家马车厂的老板，为了应付大量的订单，他非常需要专业工人，于是他为工人建造了住房。
最终，附近的产业转移到了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1873型枪并不像温彻斯特公司宣称的那样是“赢得西部的枪”（一部西部片），但纽黑文组装的大量军械，确实帮助美国士兵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获胜，同时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提供了体面的工资。
工厂劳动往往是乏味的，也是耗费体力的，但每一个大型欧洲移民潮的成员都在纽黑文居住，买房子，并看到他们的孩子出去，然后长大。
每一代到来的人都会取代或与之前的人共存，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德国人、东欧人。
然后，成千上万的南方黑人在大迁徙期间来到纽黑文，把这个社区变成了北方城市中一个繁荣的南方社区，以其教堂、商店和花园而闻名，人们在那里种植秋葵和桃子，在假山上种植玫瑰。
来自卡罗莱纳的农民把他们的皮卡车厢装满了蔬菜，然后连夜开车到纽哈维尔，在那里他们穿过社区，叫道：“来拿你的蔬菜！”
人们说，只要走在人行道上，你就能知道谁烤的焦糖凤梨翻转蛋糕最好吃。
那时候，没有人锁门。
这是一个“崛起的、坚实的黑人社区”，正如一位当地妇女对我描述的那样。但在20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时间，温彻斯特的经济严重下降，越来越多的工作在其他州和其他国家完成，数以千计的纽黑文工作岗位正在消失。
到80年代初，纽黑文已经成为全国第七大最贫穷的城市，而且，这位女士说，纽黑文已经“跌入了深渊”。每个人都不敢出门，有些人会描述睡在地板上以避免流弹。
作为一个当时生活在纽约的成年人，我可以从报纸和人口研究中看到，家乡是我们国家经济不平等加剧的象征。我所能理解的最令人不安的社会讽刺之一，是枪支工厂的消亡，导致了附近枪支暴力的流行。
从特伦顿到费城到巴尔的摩，再到整个美国中部，纽黑文确实代表了美国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完全成型的工人阶级社区，却没有任何高薪工作。
在我还是个打棒球的孩子的这些年里，当纽黑文等地条件优越的大学和他们的毕业生变得比以前更富有的时候，他们隔壁邻居们却一代代地缺乏机会，并承受着随之而来的所有危险。
大学没有想出后工业化的解决方案，其他人也没有。
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初，全美大部分地区的枪支暴力事件急剧下降，但像纽哈维尔这样孤立、贫穷的社区仍然相对危险。
近年来，变得更加危险了。
上个月，医学期刊JAMA Network Open发表了一项研究，评估了自1990年以来美国超过100万起枪支暴力死亡事件，发现从2004年到2021年，死于枪支的人数增加了45.5％。这是一个灾难。
黑人男子大比例成为受害者，死于枪支杀人的比率比其他美国人高22.5倍（另一个数据，老年白人男子使用枪支自杀的情况比其他任何人群都要普遍）。
在新冠疫情的第一年，美国的凶杀案增加了30％。
政治上的右派，倾向于将枪支暴力描述为后乔治·弗洛伊德时代，坚持说原因是自由派对罪犯的宽容导致了文化混乱。左派则倾向于完全避免谈论这个话题。
这是两种不良愿望，一种是夸大犯罪的冲动，另一种淡化犯罪的冲动，都破坏了对一个可怕问题的建设性关注。
我在2012年搬回纽黑文，开始写一本关于结构性差异导致社区后果的书，也包括暴力。不久之后，我认识了一位名叫伊万·库齐克的白胡子系统工程师，他在康涅狄格州工作，管理一个研究小组，思考如何减少死在纽黑文、哈特福德和布里奇波特街头的年轻人的数量。
在这个国家最富裕的州之一，在其最边缘化的社区中，寻求对暴力和贫困之间关系的更深层次理解，已经成为库齐克的职业关注点，并一直保持到他最近退休。
他经常谈到，与谋杀这一最个人化的犯罪有关的数据，很少从个人化的角度考虑。他告诉我，即使是JAMA的这项新研究，他也觉得“令人沮丧”，因为仅限于对性别、种族和地点的分析，没有提到阶级。
相反，“城市性”被用作阶级的代理，库齐克说，这并没有考虑到不断变化的居住贫困区。在这些地区，对枪声的恐惧，是那些没钱住在其他地方的穷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回顾他的职业生涯，库齐克说，没有充分认识到谋杀和黑人世代贫穷之间的关系，以及造成这种情况的种族歧视历史，就像 “在分析美国的尘肺病时没有真正注意到矿工”。
在2018年，他对因严重犯罪而被捕的青少年进行的一项美国国内人群的研究发现，30%的人患有胎儿毒品或酒精综合症，另外30%的人因为虐待或疏忽而被从家庭中带走。库齐克对这个令人感到不愉快的发现比例之高感到惊讶。他清楚地知道，这种创伤性的童年经历，加上接触暴力，表明成为枪支暴力受害者或犯罪者的可能性在增加。
他告诉我：“我开始明白的是，与许多犯下谋杀罪的人打交道，他们并不是反社会的人。他们有同理心。但对他们来说，要么杀人，要么被杀。”
耶鲁大学的特雷西·米雷斯和西北大学的安德鲁·帕帕克里斯提娜等学者发现，困扰纽黑文和其他受影响的美国城市的大部分暴力事件，都发生在贫穷社区，发生在相互认识的小群人之间。
从2015年1月到2021年11月，纽黑文市发生了634起枪击案，只有不到100起得到了解决。即使在这种困苦的地方，致命的枪击事件在统计学上可能是罕见的，但效果类似于海滩小镇的鲨鱼袭击。在发生了几起事件后，每个人都被吓坏了。
但如果你是穷人，远离这种危险就更难了。
在一位致力于改善社区警务的新局长的带领下，纽黑文的谋杀率今年有所下降，但年轻人仍然面临严重的风险。12月9日，两人在纽黑文被枪杀，其中一人死亡。
一位路人告诉《纽黑文独立报》：“我在这里生活了40年，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另一位行人说：“这让我感到害怕，让我觉得死的人也可能是我。”
12月20日，一名以帮助老年邻居修剪草坪而出名的少年在骑自行车时，一辆汽车减速，一把手枪举起，他被杀了。
搬回纽黑文后，我发现我远不是唯一对城市的突然区隔感到不安的人。在纽黑文，我遇到了许多老年人，他们描述了那种痛苦和无助的感觉：眼见他们记忆中“美丽”的社区衰落，认识到他们现在生活在“一个被遗忘的社区”。
他们怀念过去的日子，那时每个人都有工作，最愤怒的人也会用“公平的方式”来解决争端，用拳头而不是枪。
把人从纽哈维尔输送到康涅狄格州监狱系统的通道是如此完善，以至于截至2015年，只有三条街区没有曾经坐过牢的人。当我与那些因暴力犯罪而入狱的人交谈时，谈到是什么把他们送进监狱，许多人提到了他们小时候看到的无望，他们在年轻时接触到的暴力，他们把自己描述为 “我居住环境的产物”。
如果你认为你自己的未来是命中注定的，而且那些拥有明显资源可以做些什么的人对此毫不在意时，你的怨恨可能会很严重。看到隔壁的人有机会，而你却没有，可能会激发你委曲求全地接受、羞辱、耻辱、愤怒或绝望。
伊万·库齐克说，实施暴力犯罪的人，通常是被疏远所驱使，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活已经被抛出美国人的生活圈子。一个年轻人告诉库齐克，他每天都把防弹衣和内衣一起穿上。
纽黑文市一位著名的黑人刑事辩护和民权律师迈克尔·杰弗逊，与库齐克对暴力的总体看法一致。他告诉我，在他的客户中，人生缺乏有意义的来源，以及持续的被威胁感，使人们疲于奔命，直到他们既不重视自己的生命，也不重视他人的生命。
他们与经常看到的唯一官方城市代表，也就是警察的互动，会加深这种不正常的感觉。
杰弗逊说，“他们认为，警察并不像他们关心展望街另一边的人那样关心我们”。
为了证明这一点，你只需注意到，沿展望街和耶鲁大学校园内到处安装有蓝色紧急“报警电话”，但纽哈维尔这样的社区明显缺席，虽然那里有更多的报警理由。
杰斐逊的客户为了保护自己，没有使用紧急电话，而是使用了枪。
耶鲁大学的警察局长安东尼·坎贝尔，一生都在思考不平等问题及其带来的后果。他认为，自己在哈林区的童年离哥伦比亚大学足够远，以至于他不必面对他那时候以为不适合自己的教育机会，这一点至关重要。
他的母亲是里克斯岛的一名管教人员，他的父亲在监狱里进进出出。坎贝尔成为他家庭中第一个上大学的成员，他在1995年进入了耶鲁大学。后来他获得了耶鲁大学神学院的硕士学位。
他加入了纽黑文警察局，并最终成为其第二个黑人局长，然后回到耶鲁。
有一天，当他还是这个市的警察局长时，坎贝尔和我谈起了对生活在精英大学附近但又处在另一个世界的年轻人的强大影响。
他说：“当你走三分钟，向右转，看到的只有财富、安全、福祉、幸福，人们的未来前景充满希望和光明，而你却因为可能受到伤害而提心吊胆。你担心吃饭、房租，财富成为一个放大镜，把任何光线变成激光束，直击你内心深处。”
他说，年轻人被迫这样想：“那些富人不在乎，他们就在那里，他们必须注意到，但他们却不在乎我们。”
然后而这就变成了“我得做我该做的事。”
我问过在康涅狄格州监狱服刑的纽黑文人，为什么一个聪明的、学业有成的纽黑文少年，在自己被谋杀之前，会因开枪打人而成为街区名人。一位认识他的年轻人给出的解释是，“在他生活的地方，人们美化了暴力，人们希望得到认可。从携带枪支到向人开枪，再到杀人。有一种感觉你不再在乎什么了。开枪打人。这没什么。”
一名少年曾倾诉的警官告诉我，当他敦促少年在把自己搞死或入狱之前改变自己的生活时，这名男孩回答说：“有什么可改变呢？”
另一个认识他的人说：“在他的世界里，暴力是正常的，因为贫穷就是暴力，他只是极端的版本。”
然而，只有在我被介绍给一个来自纽哈维尔的名叫博比的黑人青年（他要求我只用他的名）后，我才开始充分认识到这种社会隔离对儿童的后果有多严重。
小时候，邻居知道博比“只是在附近转悠”，不参与“游戏”（贩毒）或“暴力”。他形容自己是个“旅行者”，是纽黑文市少有的骑着自行车走遍全城的孩子，包括穿过展望山。
他说：“把一切都看在眼里，这就是我的与众不同之处。”
对他来说，作为一个旅行者，有因也有果，“翻过那座山，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现实世界。”
有一年，在四年级的时候，鲍比最终被安排在一个有白人学生的教室里。他相信一个融合的教室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更好的”，这与拉吉·切蒂和拉克·约翰逊等学者关于接触不同社区和人群的研究结果相吻合。
但到了五年级，鲍比又回到了只有其他有色人种学生的教室里。
鲍比说，在他的街区长大，“你会感觉到伤害”。他指的是认识的那些经常挨饿的孩子，他们忙于工作的母亲被反复驱逐。当鲍比试图回忆与他一起长大的孩子中有多少人被枪杀时，都数不清了。
他说，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童年被恐惧所折磨。鲍比骑自行车穿过展望街的一个原因是为了躲避危险：“在展望街，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人们可能会自然而然地想，如果不平等和枪击事件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为什么受委屈的年轻人不会向那些明显拥有更多财富和地位的人开枪？
但是，就像人生机会一样，暴力停留在它自己的附近，挫折感在那里滋生。
鲍比认为，当某人确实取得了明显的成功时，其他人可能会被激怒，想把这个人拉下马，因为别人的成功强调了自己的失败。鲍比描述了不平等是如何导致杀人的愤怒的。
“你住在落魄的、肮脏的街区，然后你看到别人住豪宅，而自己在挣扎，这增加了愤怒的程度”，与我交谈过的学者和当地人都同意，在经济机会严重受限，因而政府投入受限的社区，枪支是权力和威望的来源。
当我遇到鲍比时，他正在监狱里，为一件他没有犯下的谋杀案服刑38年。16岁时，鲍比在离他家不远处的一位老人被杀后被捕。法医证据和当地人表明，可能的枪手实际上是附近有名的少年枪手。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在美国，居住的地方有多重要。
山这边纽哈维尔社区的无辜孩子更容易受到危险的影响，包括过度热心的警察将他们误认为是杀手。
服刑9年后，鲍比的定罪被推翻，他获得了自由。他面临的新挑战是如何用只写着监狱经历的个人履历，找到一份高薪工作。
美国这类孤立的城市街区的问题并不新鲜，也不是美国的原创。安东·契诃夫在19世纪90年代参观了俄罗斯的一个刑罚区后，他反思说：“我们的知识阶层一直在重复这样一句话，每个罪犯都是社会的产物，但他们对这个产物是多么的漠不关心！”
漠视是一个如此令人崩溃的词。作为孩子，无论我们观察到其他孩子的生活如何挣扎，我们都不会讨论。作为成年人，我们通常也会这样做，部分原因是种族和阶级隔离的城市将人们与他人的经历隔离开来。
这种与穷人困境的距离和疏远让你相信，这都是他们的问题，他们的错。这里的人们说，“纽黑文是一个愤怒的城市”。
现在这个国家很多人也有这种感觉。
鲍比离开监狱时没有能在外面生存的技能，虽然是无罪的，但他发现自己在社会上的待遇与其他前囚犯一样。他最终从国家得到了一些补偿，但与此同时，他也在找工作。
他一次又一次地被拒绝，甚至整理超市停车场内散落的空购物车的职位都被拒了。许多人在离开监狱时怀着最好的愿望，但最终因为找不到工作而重新走上犯罪。
鲍比并没有这样做。相反，由于找不到满意的工作，最终他只是离开了小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