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的编辑，与乌克兰第一夫人共进了一次午餐，聊到了各种话题，包括这位第一夫人从写讽刺文学到去美国请求支援导弹的转变，俄罗斯入侵当晚的事情，以及“乌克兰疲劳症”的风险。

两名手持军用步枪的士兵步入食堂。他们打量着正在吃罗宋汤、饺子和香肠卷的人们，然后盯着我，评估我是否会对我的客人，乌克兰第一夫人奥琳娜·泽兰斯卡构成威胁。

然后他们的拳头对碰一下。快速评估通过了，他们相信我不构成危险。

一会儿，泽兰斯卡带着两个年轻的助手走了进来，一个拿着发刷，另一个拿着绒毛滚筒。他们取下她的披肩，露出第一夫人配棕色毛衣的清爽蓝色裤装。

其中一个助手快速梳理了她的头发，确保头发整齐。泽兰斯卡将一缕头发塞到耳后，露出了一个小金耳环。

我注意到，她在颤抖。

“外面太冷了，”她说，向我伸出手。我轻轻地握住，感觉到这只手几乎被冻僵了。

“冬天来了。”她喃喃自语。

这是星期一的下午，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总统办公室的食堂。那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堡垒，有金属探测器，窗前堆着沙袋，还有狙击手的枪架。

除了地板上零星摆放的几个灯笼，这里一片漆黑。

我用一个常见的问题开始了谈话。自从俄罗斯在2月份全面入侵他们的国家，残暴地杀害乌克兰人并摧毁城市以来，许多乌克兰人都开始厌恶这个问题。

但我还是想问，因为很好奇她会如何回答。

“你还好吗？”

“嗯，”泽兰斯卡用英语回答，叹了口气，然后改用乌克兰语，这样她能更好地表达自己。“说起来，这是个简单的问题。但另一方面，我不完全知道如何回答。我们生活在一个很难评估自己的生活是好是坏的时期。” 

泽兰斯卡和我见面三天前，乌克兰军队解放了被俄罗斯占领近8个月后的中南部省会赫尔松。这是入侵以来乌克兰最大的军事胜利之一。

泽兰斯卡说：“我们有点欣喜惹狂，因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她在周末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观看乌克兰军队进入赫尔松的视频，以及家人和朋友之间的情感团聚。

“但我对自己说，也得多加小心。当人们在赫尔松见到我们的部队时，他们当然非常高兴，”她说。“但我认识的基辅人，有点不敢太高兴，因为生怕把我们的这种幸运给冲掉了。”

苏联官员曾在这栋楼里漫步，当时这里是乌共所在地。食堂似乎还停留在那个时代，桌子上铺着压制的白色桌布，椅子上裹着棕色套子。巨大的窗帘覆盖着落地窗，墙上挂着的画像里，有摆好的三文鱼、烤肉串和带着莳萝的煮土豆。

如果说泽连斯基的政策和数字智慧，已经把乌克兰和政府转变为21世纪的欧洲国家，那这个餐厅还没有感受到。不过管他呢，这里舒适和温暖，泽兰斯卡和我能在这里独处。

“那么，我们去吃午饭吧？”第一夫人用略带口音的英语问道。

三位戴着白帽子、系着条纹围裙的女士向她问好，并问她想吃什么。都是乌克兰的传统菜，她选择了用玉米和欧芹浸泡在葵花籽油中的卷心菜沙拉，还有一份鱼排。

我也要了同样的菜，但要加一勺土豆泥。泽兰斯卡点了红茶，我则要了一杯黑咖啡和一杯看起来很浑浊的乌兹瓦尔，这是我最喜欢的乌克兰饮料，用干果、烟熏水果和香料制成。

第一夫人开始拿出钱包想买单，我不同意，坚持自己付账，一共171乌克兰格里夫纳，不到4英镑。

那会我们还不知道，在见面不到24小时后，俄罗斯将向乌克兰各地发射96枚导弹——入侵开始以来最大的一次空袭，使乌克兰大部分地区暂时停电停水。

“我想说，我们更担心我们的敌人会干什么，因为他的损失，因为他的失败，”泽兰斯卡说。她在说到普京时，不提他的名字。这已经是乌克兰人默认的事情，还有在写那个国家名称时，会使用小写的r（注，Russia正常情况下第一个字母应该大写，这里应该是一种蔑视）。

“我们知道，他将对我们的城市再次发动攻击。所以快乐很有限，因为我们知道这些胜利并不是战争结束，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而且，她还说，“每次解放一个城市，不幸的是，我们都会发现可怕的事情。”

当普京的部队在4月逃离基辅附近的伊尔平、布卡、霍斯托梅尔和其他城镇时，街道上发现了平民的尸体。这些尸体堆在地下室，被埋在万人坑中。有证据表明，许多人在被冷酷地处决之前遭受了酷刑，有些人被强奸。

她说：“我们害怕在赫尔松解放后再次发现这些东西。果然，在我们见面的那天，官员和记者们发现了更多令人不安的酷刑、失踪和杀戮的描述”。

泽兰斯卡1978年出生于工业城市克雷维里，成长于后苏联时期的90年代，那是一个以黑帮资本主义和极端通货膨胀为特征的时期。她的父亲在一所大学教建筑学，而母亲则在当地一家工厂领导工程部门。

这家人在家中讲俄语，像大多数乌克兰人一样，他们是双语家庭。

在中学时，她和一个名叫沃洛迪米尔·泽连斯基的年轻有趣的男孩有过交集，但直到上了同一所大学，她学习建筑，而他涉足法律，两人的关系才变得亲密起来。与自小一起长大的社区朋友一起，他们组成了一个喜剧团。

2003年，他们结婚了。

她的丈夫成了他们娱乐公司的台前代言人，而泽兰斯卡更喜欢幕后的角色，编写小品，现场表演，并在整个前苏联进行巡演。

我想知道，她是否希望能像喜剧团的老朋友们一样，回去写笑话。她说：“他们在支持社会，用幽默帮助保持士气。但我现在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我现在的情绪状态不一样了。我不知道是否还能回到以前那种感觉”。

后来，当这个团体开始制作电视节目时，她写了一些小品和场景，包括热门的政治讽刺剧《人民公仆》，其中泽连斯基扮演一个意外成为总统的普通人英雄，他在2019年把这个角色成了现实。

2018年12月31日午夜，钟声响了，泽连斯基宣布参选乌克兰最高政治职位，这是一个传统上为现任总统保留的令人垂涎的电视节目，称之为突然袭击也太轻描淡写了。

更重要的是，他还没有告诉泽兰斯卡自己在计划这件事。

“你对你丈夫宣布竞选第一反应是什么？” 我问。

“我很生气。他本来可以告诉我的。当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想我的面部表情和早餐评论表情包中一样。”她有点狡猾地说。

这是指他们夫妇接受CNN采访时的典故，那个采访在乌克兰社交媒体上讨论很热烈。在回答问题时，泽连斯基感叹道，自从入侵开始后，再也没有人给他做早餐了。在他咧嘴笑的时候，泽兰斯卡瞪了他一眼，立刻在网上成了一个梗。

当我问及她丈夫的说法时，泽兰斯卡翻了个白眼，“首先，他住在总统办公室。所以早餐是由给他送午餐和晚餐的人送来的。不过我相信他只是想强调，他怀念家庭生活的这种正常元素，因为我们以前每天早上都一起吃早餐。实际上他喜欢自己做早餐。”

“他是个好厨师吗？” 我问道。

“是的， 他能做出完美的煎蛋。而且经常给我做。”她说。“我不会说他做罗宋汤很成功。”

泽兰斯卡在渴望那些正常的日子。她说：“我们现在所有的事情都不正常。”

她解释说，他们在一起的时间总是转瞬即逝，“每当我们交谈时，都会想到我们的时间有多短，以及何时需要分开。”

2月24日凌晨4点后不久，泽兰斯卡所熟悉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她被基辅边缘爆炸的低沉轰鸣声惊醒，发现她的丈夫已经起床，穿上了西装打上领带。

当她问发生了什么时，他简单地回答：“开始了”。

我问，总统和第一夫人怎么会对大家几周来一直说是不可避免的入侵，显得如此毫无准备。她回答说，“我不会说发生的事情是出乎意料的，但我会说仍然感到震惊，因为真的发生了”。

她说他们没有为在这种情况下做什么计划，“我们没有讨论任何细节，我应该对孩子们做什么，他应该做什么。”

后来，泽兰斯卡迅速收拾好行李，然后叫醒孩子们，17岁的奥列克桑德拉和9岁的凯里洛，告诉他们动作也要快。在地堡里呆了几个小时后，他们三人与泽连斯基重逢，然后被带到一个秘密地点。

一家人在那里呆了近三个月，才重新出现。

当俄罗斯军队从基辅被击退时，泽兰斯卡回到了她的职责和公共生活，第一次亮相是与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会面，参观乌克兰西部的一所学校。

现在，她在基辅的日子从早上7点开始，把凯里洛送去学校，“如果没有空袭警报的话”。然后她去健身房快速锻炼，再换上职业装，去办公室。

她的工作日会有大量的会议和采访，“有时我运气好，能与丈夫共进午餐”。

在入侵之前，泽兰斯卡专注于倡导有特殊需要的儿童，改革学校膳食计划，并开展反对家暴的运动。她告诉我，虽然对这些事业充满热情，但她对自己的公共职能感到不太适应。

她说：“我必须要学习，不得不向教练咨询演讲技巧，因为觉得我的声音缺乏力度。例如，我说话不够响亮，或者说话时缺乏活力。因为当你在做公开演讲时，你需要传递能量。”

泽兰斯卡回忆起她早期的一次公开演讲，是在会议上面对一群学生。她当时很紧张，“我的声音不知不觉地消失了。”

回过头来看，她都识别不出自己的声音，“那绝对不是我”。

现在和我坐在这里，在经历了几十次公开露面和采访之后，泽兰斯卡已经自信地说话，很少中断眼神交流，但仍然轻声细语，意识到自己话语的分量。她已经把自己变成了第一夫人，但从朋友和总统办公室内部人员（包括她的丈夫）告诉我的情况来看，这仍然是奥琳娜，专业、周到、冷静、谦虚。

由于丈夫基本上被限制在他的总统办公室，泽兰斯卡就代表他和乌克兰人民飞往世界各地，争取支持。她到英国参加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葬礼，她说伊丽莎白二世女王“与乌克兰今天所代表的价值观相同”。

在华盛顿，她成为第一位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言的外国领导人配偶。她的演讲很个人化，富有情感，很有影响力。她分享了俄罗斯对包括儿童在内的乌克兰平民犯下的可怕战争罪行，并向立法者展示了俄罗斯导弹袭击后的令人心碎的图像。

她恳求美国能提供武器。

泽兰斯卡承认，第一夫人来要求提供导弹感觉很奇怪，“我确实明白，这超出了对第一夫人职能的标准和正式理解和认识。但我们知道，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利用一切机会来表达意见。”

在国内，泽兰斯卡正带头努力解决战争对乌克兰人心理健康的影响，这个问题被世界卫生组织描述为，“”自二战结束以来在欧洲前所未有的规模”。

她说：“我想创建一个能够帮助人们解决心理健康问题的系统，首先是让人们能够获得心理保健，其次是能够理解。”

她还在努力修复和重建被摧毁的大约300所学校，还有被俄罗斯导弹和大炮破坏的大约2500所学校，同时还要为医疗设施争取特殊设备，如早产婴儿的保温箱。她说：“我们非常需要这些”。

聊了一个多小时，才意识到我们甚至还没有切开食物。“我们可以吃了吗？” 泽兰斯卡微笑着说。“我很饿。” 

她的助手提议重新热一下她的鱼排，但第一夫人说不用了，“仍然很好吃。”

她现在挺放松，从乌克兰语转回英语。我们谈论了更多关于食物的话题，包括我们都不喜欢的holodets，一种传统上在圣诞节和新年供应的肉冻。

我们互相感谢了对方的时间。她的团队聚在一起，用披肩将她重新裹起来，在她身边保护。在离开之前，她请求我确保人们阅读这篇采访，并补充说她担心外面的人正在遭受“乌克兰疲劳症”。

“我们不希望人们会对在乌克兰发生的事情习以为常，”她说。“不幸的是，我们不可能让新闻不发生，让这个问题消失“。

”战争现在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