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季刊民主杂志的文章称，中美之间的竞斗也关乎意识形态问题。中共对其专制计划非常认真，并且想在海外有效推行。这篇文章改编自两位学者今年出版的新书《危险地带：与中国即将发生的冲突》（Danger Zone: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两位作者是迈克尔·贝克利是塔夫茨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和美国企业研究所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哈尔·布兰德斯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亨利·基辛格特聘教授和美国企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者确认其中事实。

 

自古以来，大国之间的较量往往涉及思想的较量。

伯罗奔尼撒战争不仅仅是一个强大的斯巴达和一个崛起的雅典之间的冲突，也是一个自由的、航海的、视自己为“全希腊的学校”（伯里克利语）的古典民主制与一个军事化的、农业的奴隶制国家之间的较量。

注，一般认为雅典和斯巴达都是古希腊的两个城邦国家，也都存在奴隶制。

大革命中的法国，对欧洲秩序构成的意识形态威胁与军事威胁同样严重；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法西斯国家和民主国家进行了对峙；在冷战期间，超级大国沿着意识形态路线划分了全世界大部分地区。

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交织并不令人惊讶。从根本上说，外交政策是一个国家为了自身生活方式，而寻求使世界变得安全的表现。许多分析家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是由意识形态冲动驱动的。即使是国际关系学术界中铁杆的“现实主义者”，也承认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他们哀叹着自由主义的激情对美国国家政策的控制。

但奇怪的是，对于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大战略中可能存在意识形态成分的观点，却面临着更多的阻力。

一位著名的汉学家写道，北京并没有做出任何“破坏民主和输出专制的大战略努力”。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基于“关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务实决定”。

现实主义者说，当美国无视约翰·昆西·亚当斯1821年提出的“不要到国外去寻找要消灭的怪物”的建议时，中国却在老练地操弄着现实政治。

其他分析家认为，强调中美竞争的意识形态方面而忽视北京的军事和经济挑战，是一种分散注意力的行为，甚至是“妄想”。

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

要处理好中国的挑战，我们必须把握好中国在意识形态层面的挑战。如果说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和他的追随者，想让全世界对民主国家安全，那么中国的统治者也想对专制制度做到同样的事情。

 

对中共领导层来说，专制不是简单的政治控制手段，也不是自我膨胀的门票，而是一套关于统治者和人民群众之间适当关系的深刻理念。在2022年10月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做了他的政治报告。在这次会议上，他自己获得了第三个总书记任期；同时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他的前任胡锦涛被毫不客气地送出了会场。

在报告中，习近平坚持认为：“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他还明确表示：“确保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报告中的一切事项，都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继续独自负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种对中国专制模式优越性的信念，与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并存。在一个由自由主义霸主领导的世界中，中国是一个残酷的非自由主义政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感到了遍及各处的危险，并强烈希望重塑世界秩序，使中国特殊的统治形式不仅得到保护，而且享有特权。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强大但焦虑的中国政权现在正在积极努力，使世界对专制制度更安全，并腐蚀和破坏其他民主国家的稳定。

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在海外促进民主可能已经过时，但学者杰森·布朗利（Jason Brownlee）所说的“预防民主”（democracy prevention）在今天的中国战略中非常重要。

中国行为的根源

在某些方面，中国在亚洲和全球争取首要地位，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故事中的一个新篇章。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这些国家对重塑世界的兴趣也越来越大。崛起的国家寻求影响力、尊重和权力；这些国家在以前根本无法触及的地方发现了自身的重要利益。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崛起的德国要求在“太阳下的一席之地”；南北战争后，统一的、经济上处于上升期的美国将对手们赶出了西半球，并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施展其影响力。

正如伟大的现实主义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 Nicholas Spykman）所写的那样：“一个强大的动态的国家停止扩张……或对其权力目标设定适度限制的案例确实很少。”

鉴于中国的实力在过去40年里增长得如此迅速，如果北京不在海外宣扬自己，那反而非常奇怪。

然而，中国受到的影响不仅仅来自地缘政治的冷酷逻辑,中国也在为历史命运而争取荣耀。中共领导人认为自己是中国国家的继承人，这个国家在有史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一个超级大国。古代一系列中华帝国王朝都声称“一统天下”是他们的任务，并要求帝国外围的小国对其顺服。

在北京看来,在以美国为首的世界里，中国是一个二线大国。这不是历史常态，而是一个令人深感痛心的例外。美国的世界秩序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是在中国人所谓“百年屈辱”的尾声建立的。而在此期间，贪婪的列强势力掠夺了一个分裂的中国。中国共产党的“天命”是纠正历史，让中国重回巅峰。

此外，还有意识形态方面的需要。

即使一个自由民主的政府在中国掌权，一个强大而骄傲的中国仍然可能给美国带来问题。中国由专制主义统治，致力于无情地压制中国国内的自由主义，这使中国的修正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加速。

译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修正主义是指要颠覆现行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会触动体系内多数国家的利益，造成世界的混乱。与马克思主义下的同名政治术语是不同的含义。

一个极度专制的国家永远不会对自身的统治感到安全，因为它没有得到被统治者出于自由意志地同意；在一个由民主国家主导的世界里，它也永远不会感到安全，因为自由主义的国际规范会挑战其不自由的国内做法。

中国问题学者裴敏欣写道：“专制国家根本不可能在国外实行自由主义，而在国内保持威权主义。”

这并不夸张。臭名昭著的9号文件，是近十年前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之初，所发布的一项政治指示，表明中共认为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具有内在的威胁性。

译注：9号文件正式标题为《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在2013年4月，印发给党内市地师级党员干部。可参考加美财经曾编译过的文章《美国对华战略“长电报”：从内部讲话分析，中国领导人到底想要什么，美国如何能阻止？》

中国的一份军队内部文件在20世纪90年代就指出：“由于中国和美国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外交政策方面有着长期的冲突，事实证明，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善中美关系。”

事实上，几十年来，中国官员一直声称，华盛顿一直在发动一场蓄意的、精心策划的运动。用邓小平本人的话说，是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以削弱并最终致命地颠覆中国共产党。邓小平指责美国是1989年敢于在天安门广场抗议的“所谓民主人士”的幕后推手。

即使在美国对中国采取接触政策时，中国领导人也发现了“推翻中共政权的阴谋”。1998年，邓小平的继任者江泽民警告他的同事，“他们不会放弃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不管是采取‘遏制政策’还是所谓‘接触政策’，万变不离其宗，目的都是企图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将我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

在江泽民之后是胡锦涛，他在2003年向中国外交部谈到了“西方敌对势力仍在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政治图谋的严峻现实。”

译注：出处为2003年8月25日驻外使节小型座谈会上胡锦涛的讲话。收入进《胡锦涛文选》第二卷P91《开创新世纪新阶段外交工作新局面》

如果中国领导人认为美国正在积极寻求推翻中共政权，那他们就错了。然而，他们认为一个植根于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世界，是一个他们自己的统治必然永远不稳定的世界，这并没有错。在一个建立在尊重人权和倾向于民主的国际体系中，杀害自己公民的政府有可能受到谴责、排斥和惩罚。1989年的中国民主运动后，中国就面临着这种情况，今天又发生了中国政权对维吾尔少数民族的残暴行为。

在一个民主国家强大、充满活力、全球参与的国际体系中，颠覆性的倾向将不断吸引着被暴君统治的国家。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抗议者竖起了自由女神像的复制品，而30年后香港的抗议者则公开挥舞美国国旗，唱起了美国国歌《星条旗》。在是什么和在做什么的方面，民主体制的霸权主义地位，确实威胁着中共政权。

由此产生的不安全感对北京的国家政策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中国领导人感到有必要使国际规范和机构对非自由主义的统治更友好。

他们试图将危险的自由主义影响从中国境内赶走。何天睦（译注：美国智库兰德公司资深安全分析师 Timothy Heath）写道：在北京的心目中，一个“和谐的亚洲”将以“由中国政治原则塑造的政治秩序”为特征。

北京的统治者认为，他们必须把国际权威从一个民主体制的超级大国手中夺过来，而这个超级大国长期以来不停地把各种各样地专制国家带向灭亡。随着极权主义的中国变得强大，它不可避免地要加强非自由主义的力量，并削弱民主的力量，以此来增强其影响力和支持自己的模式。

此外，中国在这样做的时候，全世界及其普遍存在的意识形态力量的分布，给中共带来了强烈的焦虑和诱人的机遇。

焦虑与机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黑暗的时刻，世界上可能只有十几个民主国家。迟至1989年，专制国家的数量还是民主国家的两倍。然而，20年后，民主国家的数量以100：78的比例超过了专制国家，世界上生活在专制国家的人口比例下降了一半。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民主在全球范围内的进步是1945年之后的时代最有希望的发展之一。然而，从中国领导人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明显的恶劣迹象，表明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对中共的政府形式是不利的，需要在这个趋势摧毁自己的政权之前加以改变。

根据中国政府的说法，问题始于二战后初期。当时美国利用其主导地位将激进的自由主义思想注入了国际机构。例如，联合国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缩写作UDHR）就是以美国宪法中的《权利法案》为蓝本。

《世界人权宣言》指出，“人人生而自由”，并有权推翻不尊重这种基本自由的政府。

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北京惊恐地看着包括韩国和台湾在内的几十个国家，逐渐发展成为繁荣的民主国家。随后，不断扩大的全球民主国家阵营利用其军事力量、经济制裁以及一系列媒体和人权组织来破坏几十个专制政权。不仅是那些无足轻重的小独裁者政权，还有庞然大物苏联以及1989年中共自己的政权。

尽管中国领导人长期以来对这种意识形态压力感到不满，但只要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周边地区稳定，这种意识形态压力是可以承受的。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当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比民主国家的平均水平快三倍时，中国政府很容易说服中国境内外的人们，极权主义对中国是最好的，如果不是对其他国家的话。

但现在，中国的经济正在放缓，中共政权正面临着更大的国内压力，我们可以看到2022年底在多个中国超大型城市和几十所大学爆发的反对习近平清零政策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北京在多个方面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国际批评和阻力。在世界各地，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已经激增到1989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以来的最高点。

台湾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定地要维护其事实上的主权；日本正在将其国防开支增加一倍，并明确准备在这十年内应对中国有可能发动的战争；在一个新的民选政府领导下，菲律宾正在加强与美国的国防关系；印度正在中国的西部边境集结军队；欧盟最近给中国贴上了“全面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的标签，并中止了与北京的投资协议（译注：即《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甚至连中国担任了众多领导职务的联合国，最近也发布了一份人权报告，宣称北京可能在新疆犯下了“反人类罪”。

 

在越来越多的阻力面前，专制政体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不再那么容易向内外推销。当中国居民的钱包和国家国际地位同步膨胀时，他们愿意放弃政治权利，但在更严酷的条件下，他们是否会继续这样做，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出生于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中国千禧一代来说尤其紧迫，他们只经历过也只知道经济条件提振和人员跨国流动性的上升。

中国的统治者也早就明白了政治学家们用经验证明的道理。专制国家往往是一波接一波地倒下，因为一个国家的革命活动激发了其他国家人民的起义。1989年，民主多米诺骨牌效应使得整个中欧和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倒台；2010年底，一名突尼斯水果商贩的自焚事件使阿拉伯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陷入火海。

这方面的教训是：任何某个地方的革命都是对世界各地专制制度的威胁。习近平知道这一点。在“阿拉伯之春”发生后不久，他私下向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副总统拜登表示，中国是 “颜色革命”的目标，容易受到席卷中东地区的动荡的影响。

过去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以加强镇压作为回应危机感。包括监禁持不同政见者，动员安全部队，审查信息，并预先阻止民众骚乱。然而，中国现在已经足够强大，面对外国的压力，它能做的不仅仅是蜷缩起来。

习近平认为：如果威权主义在全球盛行，民主国家功能失调，中国共产党的国内权力就会得到加强。与中国同行的专制者不会因为中国侵犯人权而惩罚中国，中国人民也不会愿意去效仿伴随着自由制度的混乱局面。

习近平认为：防止其他国家发生反对专制主义的叛乱，也会降低中国爆发这种叛乱的几率；他还认为，压制国外的批评者将缩小中国共产党在国内面临的挑战；习近平认为，在海外令民主倒退是他在中国国内确保政权安全的宏大计划的一部分。

预防民主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于2014年制定了第一个正式的国家安全战略。

在过去，政权安全是中国政府众多优先事项之一，当然是其中最重要的，而现在政权安全是唯一的优先事项。所有其他问题，包括贸易、外交、军事现代化，都是中共维持政权安全的附属品。

因此，每一个问题都是政权安全的问题。与富裕民主国家的贸易战不再只是经济上的分歧；贸易战是对中国国家的攻击，可能是交战的前奏。

中国前几届政府采取的策略是“维稳”（维护稳定），而习近平的重点则是预防威胁。中共的内部文件将民众反抗的爆发比作癌症肿瘤，需要在癌细胞扩散到国家的重要器官之前，迅速予以切除。

可能与共产主义相抗衡的意识形态，包括自由主义和伊斯兰主义，都被视为思想传染病，中国民众必须对其进行免疫。正如钱喜娜（译注：希娜・格雷滕斯，Sheena Chestnut Greitens，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前密苏里州第一夫人）所展示的：这些医学隐喻证明了在人们出现威胁性的症状之前，中共就已经将他们作为目标并加以“治疗”。

最明显的例子是在新疆，中国在那里以中国自身法律之外的形式，监禁了100多万维吾尔族人，但是，中国还在其边界之外运用这种预防逻辑。

北京每年花费数十亿美元购买由非政府组织、媒体机构、外交官、顾问、黑客和贿赂组成的“反民主工具包”，旨在支持专制国家并在民主国家中挑起事端。中国共产党为专制国家提供军火、金钱和保护，使其免受联合国的谴责，同时对外国人权倡导者进行制裁。中国官员向他们的独裁者伙伴提供防暴装备和建立监控国家的建议；中国的贸易、投资和贷款使这些独裁者能够避免西方关于反腐或善治的要求。

北京利用其遍布全球的媒体机构，吹捧非自由主义统治的成就；同时强调民主政府的缺陷和虚伪。中国与其他专制政权合作，比如俄罗斯的普京，在国际机构和标准制定机构中推行有利于专制者的互联网管理规范。

北京还帮助临近或位于中亚的其他非自由主义政权追捕和镇压流亡者和异议人士。最重要的是，北京正在发动一场政治和武力胁迫运动，以破坏台湾的稳定。台湾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国家，其存在本身就反驳了中共关于中国文化与民主不相容的说法。安德鲁·内森和安德鲁·斯科贝尔写道：台湾对中国所构成的根本问题，“来自于台湾的现状，即一个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的现代的中国文化社会。”

将中国预防民主的努力视为“世界政治的常态”可能是很诱人的。毕竟，自从两个多世纪前奥地利、普鲁士和俄罗斯的专制君主们联合起来对抗法国大革命以来，专制主义者就一直在勾结起来，遏制自由主义。

但中国的意识形态攻击尤其具有威胁性，原因有三。

首先，中国的全球影响力比以往任何一个不自由的大国都要全面而深刻。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和14亿消费者为其提供了强有力的胡萝卜和大棒，使中国能够在边界以外的地方压制自由言论。

澳大利亚、加拿大、捷克、日本、立陶宛、挪威、菲律宾、韩国、台湾和美国，以及几十个民主国家的私人公司和个人，近年来都经历了中国的经济胁迫。在许多情况下，中国的惩罚与这些国家的公司和个人所谓的“罪行”极不相称。例如，在澳大利亚要求对新冠病毒的来源进行国际调查后，中国对澳大利亚几乎所有主要出口产品征收了严厉的关税。

译注：关于中国的经济胁迫行为，可参考加美财经最近编译过的文章：《CSIS：制止北京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建立集体抗压机制》

除了经济武器，中国还在联合国和其他主要国际机构中担任领导职务，这使中国有机会使全球治理向不自由的方向倾斜。例如，当白俄罗斯在2021年违反国际规范，强行迫降一架载有被通缉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客机时，中国行使其作为联合国国际民用航空组织负责人的权力，保护了残暴的亚历山大·卢卡申科政权免受指责。

如果外交和经济胁迫失败，中国可以利用其目前世界上数量最大的海军和常规导弹部队来胁迫各国服从，甚至将民主国家从地图上抹去，正如中国威胁要对台湾所做的那样。

第二，中国的不自由行动利用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全球趋势。正如自由之家报告的那样，自2006年以来，威权主义每年都在全球蔓延，而民主则在退缩。这种“民主倒退”为中国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机会，使其能够宣传一个等级森严的和谐社会的愿景，并对无序和颓废的西方进行批判。

在世界各地，公众对民主机构的信心已降至193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专制主义扎根的政治土壤已经成熟，而中国、俄罗斯和其他传统专制国家正在用数字虚假信息为这颗反民主的植物施肥，他们的宣传人员将这些信息注入全球数十亿人在看的社交媒体。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正在进行的数字革命为中国的专制努力提供了动力。中国共产党拥有与苹果、亚马逊、Facebook、谷歌和Twitter相媲美的数据收集和信息传递能力。

通过将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与网络、生物识别、语音和面部识别技术相结合，中国政府正在开创一个系统，使独裁者能够了解其臣民的一切，包括：人们在说什么和看什么，他们和谁在一起，他们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以及他们在任何特定时间里的地理位置，并通过限制他们获得信贷、教育、就业、医疗、电信和旅行，即时地对中国居民进行惩戒。

这场技术革命有可能颠覆全球民主和独裁之间的平衡，因为它使镇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低成本和有效。

专制者现在不再依靠昂贵的、有可能反叛的军队来残害心怀不满的民众，而是拥有更隐蔽的控制手段：

数以百万计的安全部门线人可以被数以亿计的不眨眼的摄像头所取代；面部识别技术可以迅速整理视频资料，识别麻烦制造者；发帖机器人可以提供针对特定群体的宣传品；恶意软件可以通过看似无害的应用程序或链接安装在电脑上，然后政府黑客可以破坏持不同政见者的电脑网络，或收集他们的行动信息，收集到的这些信息可以反过来胁迫抵抗运动。或者，当局可以打印出一份由人工智能汇编的所谓“活动家”名单，并肉体消灭上面的所有人。

这种“数字极权主义”的邪恶之处在于：大多数人民似乎可以自由地进行自己的日常生活。然而事实上，国家将不断审查人民所看到的一切，跟踪人民所做的一切。对于传统风格的专制主义，人们至少知道压迫来自哪里。但现在，政权可以通过无形的算法向人民的手机提供个性化的内容，对他们进行劝导和劝说。

在过去的时代，专制者不得不在投资建设行刑队或经济发展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然而在今天，镇压不仅非常便宜，而且有利可图；因为能够实现严格社会控制的所谓“智能城市”技术也可以用来打击犯罪、诊断疾病，并使火车准点开行。

这些技术是所有暴君们的梦想。

因为认识到了这种需求，截至2020年，中国公司已经在八十多个国家销售和运营监控系统。 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感到越来越多的威胁，我们完全有理由预期到中国将数字威权主义输出得更远更广。许多国家已经想要这样做，而中国有强大的工具来迫使那些不这样做的国家。

比如：想进入规模庞大的中国市场？让华为为你安装5G网络的核心部件。想获得中国的贷款？请在你的首都接受中国的监控技术。

随着越来越多的政府与北京合作，中国监控的触达范围将进一步扩大。现有的专制国家将变得更加极权，而一些民主国家将漂移到专制阵营中。国际冲突可能会激增，不仅是思想上的冲突，还有武器上的冲突，因为正如普京入侵乌克兰所表明的那样，独裁者往往会变成“血与土”的民族主义和暴力复仇主义。

自由主义者认为民主与和平注定要在全世界传播，这种信念将被颠覆。“人类已经发展到了超越大规模暴行的程度”这一令人欣慰的神话也将被打破，因为数字独裁主义并没有取代古拉格和种族灭绝，而是使它们成为可能。

当独裁者加强数字镇压时，他们也会从事更多的酷刑和谋杀；处理日常监控的计算机和摄像机使政权圈养的打手们能够腾出手来，去完成种族清洗和将持不同政见者打入冷宫等任务。新疆的智慧城市和集中营，让人看到了这种可怕的未来。

保护民主

因此，中国的意识形态攻势是其重塑全球秩序努力的核心所在。也因此，民主世界的对华战略的一个关键部分，必须包括确保民主体制不受威权主义的攻击。如果说“（在海外）推进民主”的名声不太好，那么保护民主（Democracy Protection）就变得不可或缺了。

这一意识形态运动并不意味着要在中国国内寻求政权更迭。民主最终可能会在中国扎根，但短期内几乎没有前景，积极努力颠覆中共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很危险。在冷战期间，美国从未真正尝试过推翻苏联政府。这是因为担心这样做会引发华盛顿本希望避免的热战。

同样的警戒原则也应该适用于今天。保护民主本质上是一种防御性战略，尽管在某些情况下这意味着：需要采取某些比美国及其盟国迄今为止愿意采用的战术更为坚定的策略。

保护民主的核心是要求军事规划人员所谓的“向前防御”（defending forward）概念，也就是说：通过积极削弱对手破坏民主制度的能力来保护民主制度。

美国应尽其所能支持美国国内外的民主，但当务之急必须是在北京在全球大片地区拉起的数字铁幕上炸开一个缺口。如果世界确实处于民主与专制斗争的“拐点”，正如拜登和习近平似乎认为的那样，美国如果一直处于防守状态，就不会改变平衡。

让“美国的民主之家井然有序”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但这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而且只能间接助力阻止专制制度在海外的蔓延；组建一个巨大的民主国家联盟是一个有价值的目标，但可能会带来无休止的辩论而不是决定性的行动。

2000年，比尔·克林顿政府创建了“民主国家共同体”（Community of Democracies），最终竟然包括了106个国家。经过多年无穷尽的会议，其唯一成就是发表了一份措辞平淡的声明，来批评2021年缅甸的军事政变。

与其建立另一个庞大的组织，或者不温不火地修补民主防线上的漏洞，美国更应该向敌人开战，动员强有力的盟友“帮派”来削弱和阻止中国的政治作战举措。

第一步是入侵数字威权系统。

数字警察国家的一个致命弱点是它们有无数的故障点。任何政府电脑或警察都是恶意软件的潜在进入点。黑客可以通过改变某些图像中的几个像素，就能插入虚假的数据，或将恶意代码输入专制主义技术人员用来修复故障系统的补丁中，隐蔽地将这些“对抗性输入”送入监控系统。黑客可以让被禁止的新闻故事流传开来，欺骗监控系统忽略异见者的活动，并将政权的忠诚者误划为国家之敌。

民主政府甚至不需要直接攻击专制国家；民主国家可以在网上发布恶搞性的政治信息，让世界各地的持不同政见者把它们变成武器。而民主的捍卫者不需要破坏每一个数字专制政权，我们高调传播这些中国的监控技术挫败，可能足以抑制对中国产品的需求。

可以把这种行为看作为一种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成本增加。中国不得不投入时间、精力和金钱来修复其国内的监控体系，而这些时间、精力和金钱是北京不能再用来操纵国外民主政治的资源。

第二项重要任务是减缓镇压技术的传播。

在某种程度上，这将意味着生产中国的电信设备和智能城市产品的廉价替代品。这些替代品可以包括低地球轨道卫星，比如组成星链网络的3000多颗小型卫星，以提供覆盖全球的宽带网络。

更重要的是，这还意味着禁止美国和盟国公司向专制政权转让某些技术，例如先进的语音和面部识别、计算机视觉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以及禁止那些参与了专制镇压的外国公司在民主国家的金融市场筹集资金。

在冷战期间，西方政府维持了巴黎统筹委员会（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Multilateral Export Controls，缩写CoCom），以防止先进技术被卖给苏联阵营。对于中国来说，类似巴黎统筹委员会的做法是合适的。

华盛顿和美国盟友已经限制了中国获得先进半导体的机会，迄今为止最明显的是美国商务部在2022年10月实施的具有进攻性的新法规，我们还需要类似的禁运措施来阻碍北京不断扩大的监控体系。

译注：关于美国对华的半导体政策，可参考加美财经最近编译过的文章：《CSIS深度报告：美国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如何通过四大杀手锏扼杀中国的芯片产业？》

这就涉及到第三个要务：挫败中国扩大其专制互联网触达范围的努力。

做到这一点的一个方法是：美国及其盟友要先发制人地撕裂全球互联网，建立一个数据和产品自由流动的数字阵营，同时排除中国和其他拒绝尊重言论自由或隐私权的国家。

这听起来很激进，但这可能是打击中国共产党所必需的，因为中国共产党目前享有两个世界中最好的东西：中共首先在国内运行一个封闭的网络（墙内世界），它阻止中国居民访问外国网站并限制西方公司在华开展业务；同时也有选择地在全球范围内（墙外世界）窃取知识产权、干涉民主选举、进行政治宣传并入侵关键基础设施。

这是苏联臭名昭著的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数字时代版本和中国所谓“统一战线”的本质：我的就是我的，而你的则是我们大家的。

为了对抗中国的这种剥削行径，理查德·克拉克（Richard Clarke）和罗布·克纳克（Rob Knake ）提议成立一个“互联网自由联盟”，这一倡议最好不要被视为一个庞大的多边联盟，而是一种数字关税联盟。

译注：理查德·克拉克是好港湾安全风险管理公司（Good Harbor Security Risk Management）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他曾在美国政府担任总统网络空间安全特别顾问、总统全球事务特别助理和安全与反恐国家协调员；罗布·克纳克是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惠特尼·哈特·谢泼德森（Whitney H. Shepardson）高级研究员和东北大学全球复原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科学家，2011年至2015年，他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网络政策主任。

在这个体系下，坚持自由和开放互联网愿景的国家将保持相互联系，而反对这一愿景的国家将面临访问限制或被拒之门外。来自非成员国的所有网络流量将不会被一律阻止，只有来自帮助和教唆数字专制主义或网络犯罪的公司和组织的流量才会被阻止。

当然，中国政府是这些不良行为者之一，所以它和听命于它的实体，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与中国国家关系密切的名义上的那些所谓私营公司，都将被切断真正的互联网接入。

第四，民主国家之间更多的合作。

在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合作，将削弱中国通过惩罚其中一个国家来使得其他国家保持沉默的能力。中国最近针对澳大利亚的行动凸显了这一点。2020年4月，堪培拉呼吁对新冠病毒的起源进行独立的国际调查。被激怒的中国政府对澳大利亚的煤炭、牛肉、小麦、葡萄酒和其他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同时要求澳大利亚政府扼杀澳洲国内对中国的“不友好”声音。

值得称赞的是，堪培拉拒绝屈服，并慢慢找到了替代市场，部分是通过发起“购买澳大利亚葡萄酒，反对共产主义”（Buy Australian wine. Fight communism.）的公关行动。

拜登政府告知中共官员，如果中共对美国盟友大打出手，双边紧张局势就不会缓和，而华盛顿则承诺向澳大利亚提供核反应堆技术，为尖端攻击型潜艇提供动力。然而，澳大利亚的经济确实受到了打击。尴尬的是，其他民主国家的葡萄酒业公司抢占了部分由此产生的市场份额。

民主国家和担心中国胁迫的友好非民主国家，比如越南和新加坡，彼此之间建立更紧密的经济联系可以减少未来抵抗的成本。如果富裕的民主国家同意通过反向制裁给北京带来对等的痛苦，那就更好了。中国仍然可以尝试审查外国的民主言论，但只能以其自身经济增长为代价。

中国肯定会对这些措施嗤之以鼻，但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件好事，因为它提供了诱使北京陷入战略失误的机会。回顾一下2021年3月发生的事情吧（译注：即新疆棉事件），当时美国、欧盟、英国和加拿大对四名在新疆侵犯人权的中国官员进行了制裁。

这些制裁仅仅是象征性的轻罚，但却引发了一场中国政府自取灭亡的“战狼外交”的大爆发。北京发动了一场外交攻势，制裁了欧盟官员和智库；欧盟的回应是冻结了尚未正式批准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美国及其盟友可以用微妙的方式诱导中国，这些方式不会有战争的危险，但会带来中国人虚张声势的过度反应，从而使北京进退失据。

然而，诱饵和诱导战略需要有弹性。

当中国国家媒体在2020年3月威胁说，要通过拒绝向美国提供医疗物资而使美国陷入“新冠病毒的汪洋大海”时，这显示了中国有能力对拒绝服从其命令的民主国家进行丑陋的报复。因此，这一战略的第五个要求是：迅速发展目前由中国主导的关键资源的自由世界制造网络，包括稀土矿物质和紧急医疗用品。

主动发展这些网络的替代办法，只能是在危机期间以更大的代价被动发展这些网络。欧洲已经发现：由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它被迫从俄罗斯能源供应中过渡出来。

向前防御的第六个方面则是：更积极地打信息战（认知战）。

中国的战略包括不遗余力地吹捧中国模式的所谓好处，同时在民主社会中煽动政治不和谐的火焰。揭露作为中国影响力工具的虚假民间团体或媒体机构显然是至关重要的。但同样重要的是，要更加积极地反击中国政府，宣传其侵犯基本人权的行为、日益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猖獗的腐败、掠夺性海外贷款行为以及其他中共的罪行和缺点。

美国在冷战期间积累了大量此类工作的经验，当时诸如现已解散的美国新闻署等机构告诉了人们关于苏联集团的真相，同时反驳共产党关于自由世界的谎言。今天，类似的信息可能不会引起拿了北京资金的外国领导人的共鸣，但这种沟通将有助于使全球信息环境对中共的宣传不那么有利。

第七，美国及其盟友必须更有效地争夺机构建制阵地。

因为那些统治世界国际机构的人编写了世界的规则。将国际组织变成专制政权巩固国内地位和全球影响力的工具，是中共既定的长期战略。中国政府经常从这些组织的前发达成员国那里购买选票，然后选出中国喜欢的候选人来领导这些组织。

为了阻止中国向机构主导地位的迈进，美国必须学会召集不断变化着的民主国家联盟，支持那些坚持自由世界基本价值观的候选人。这种情况发生在2022年9月，当时美国人多琳·博格丹-马丁当选为联合国机构国际电信联盟的秘书长。

最后，美国需要帮助保护那些与专制侵略者接壤的民主国家。

保护脆弱的国家很重要，因为在一个地方成功的专制胁迫可能鼓励发生在其他地方的危险行动。今天的关键战场是乌克兰，而台湾则紧随其后。通过以军事保护和经济生命线支持台湾，华盛顿可以保留一个能够在未来替代中共的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大本营，并加强自由世界的联盟，在未来几十年保持世界民主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