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亚洲事务高级副总裁车维德，分析了他所说的中国这十几年来惯用的经济胁迫行为，提出了对应的抗衡办法。

车维德是韩裔美国人，美国乔治城大学埃德蒙·A·沃尔什外事学院教授、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韩国研究主任，美国学者及作者，2004年至2007年，他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亚洲事务主任。长期专注于美韩关系及美国对朝韩的外交政策。加美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者确认其中事实。

美国NBA被北京取消比赛转播只因为7个英语单词。2019年10月，当渴求民主权利的香港抗议者涌向街头时，时任NBA三十支球队之一的休斯顿火箭队的总经理达雷尔·莫雷在他的推特上发布了一条简单的信息。“为自由而战，和香港在一起”（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

中国的广播电视台和流媒体迅速宣布，他们将不再播放休斯顿火箭队的比赛。在中国拥有比美国更多观众的NBA，立即试图与莫雷的推文保持距离。其官方账号写道：这位总经理并不是代表NBA发言。还发表了一份声明，含蓄地斥责他。

译注：NBA的声明内容为：“我们意识到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达雷尔·莫雷表达的观点深深冒犯了许多我们在中国的朋友和球迷，这令人遗憾。尽管达雷尔已经明确表示他的推特观点不代表火箭队或者NBA，但是联盟的价值观是支持每个人的自我教育以及分享他们对重要事件的看法。我们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充满敬意，并希望这项运动和NBA能够作为一股团结的力量去连接文化差异以及让人们团结在一起。”

这一回应并没有让中国政府感到满意，却同时在中国以外的球迷群体中引起了反响。美国两党参议员指责NBA没有支持莫雷的言论自由权利，而NBA的所有11个中国赞助商和合作伙伴都暂停了与NBA的合作。除了几个例外，中国的电视台在2022年3月之前停止转播NBA比赛。NBA专员亚当·西尔弗估计，这一破裂性事件使NBA损失了数亿美元。

乍一看，中国和NBA之间的争执似乎是小事一桩。仅仅是一个小小的例子，说明了：美中关系现在更多的是由争执而不是由密切的经济伙伴关系所组成。但是，中国政府对NBA的行径体现了一个更大的、极其令人担忧的模式，而拜登政府的中国战略还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

在过去十几年里，北京政府对与台湾有官方往来或支持香港人民主权利的贸易伙伴，实施了针对性制裁。中共对那些公开反对新疆种族灭绝或西藏镇压的国家和公司，实施贸易禁令并煽动公众抵制。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几乎对所有以任何方式所谓“触犯中国底线”的实体进行了打击。

这种策略是有效的。由于中国经济是全球市场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中国的胁迫性行为已经造成了数百亿美元的损失。现在，仅仅是中国断绝贸易的威胁，就促使各国和各大企业对北京侵犯人权的行径保持沉默。

这种沉默既震耳欲聋，也非常危险。

中国共产党正在对新疆的维吾尔族进行种族灭绝，推进各种各样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并威胁着其临近国家，但各国都不敢作出回应。如果不加以制止，这种缺乏反应的瘫痪状态可能会掏空战后的自由主义秩序：如果这些国家和企业担心受到重大惩罚，那么如果台湾遭受北京侵略时，就很少有其他政府会来协防；如果中国试图在喜马拉雅山脉夺取更多的印度领土，它们也就不会帮助新德里；它们还会对加入白宫新近的供应链倡议犹豫不决。

有关国家可以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WTO是国际经济争端的通常仲裁者，申诉使它们摆脱中国制裁的阴影。但是，世贸组织不太可能提供任何帮助。WTO可以调查中国对澳大利亚大麦征收80.5%的关税是否具有歧视性，但如果中国只是简单地停止从菲律宾进口香蕉，或以“中国人民的意愿”为由停止向韩国派遣旅游观光团，WTO几乎无法做出任何回应。

拜登政府意识到，中国的经济胁迫是一个重大问题。拜登政府的回应是：在从个人医疗防护设备到内存芯片等一切领域，倡导志同道合的伙伴之间建立具有弹性的供应链，让这些国家不再那么依赖中国制造的商品。

拜登政府还对转让给中国的先进计算芯片和芯片制造设备实施了出口管制（译注：关于美国对华芯片政策，可参考加美财经编译过的《CSIS深度报告：美国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如何通过四大杀手锏扼杀中国的芯片产业？》），而且拜登政府可能很快将这些管制的方法和工具，扩展到量子信息科学、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和先进算法。

但这些努力充其量只是一个不完整的解决方案。各国也许能够从商品供应链中的一些中国制造商品中解脱出来，但拜登不能去期望全球大多数国家与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脱钩。除非其他拥有此类技术的国家，包括丹麦、日本、荷兰、韩国和英国加入进来，否则美国对向中国转让尖端技术的出口控制不会奏效，而这些国家可能会选择不参加华盛顿的供应链和技术联盟，因为它们担心中国的经济报复。

为了成功地与中国竞争，美国需要做的不仅仅是使各国免受中国的胁迫，美国需要首先阻止胁迫本身的发生。要做到这一点，美国将需要与伙伴们联合起来，制定一个新的战略，一个集体韧性的战略。

中国认为：由于自身规模和在全球经济中的核心作用，它可以支配其他国家。但中国仍在进口大量的商品。就数百种70%以上中国对外依赖度的产品而言，都依赖于从中国政府胁迫过的国家的进口，这些商品对中国经济的账面价值超过312亿美元；而对于价值近91亿美元的商品和货物，中国90%以上依赖于它所针对的那些国家的供应商。

美国应该把这些国家组织成一个俱乐部，只要北京对任何一个成员采取行动，就可以威胁北京将切断中国获得重要商品的渠道。通过这样一个实体，各国将最终能够阻止中国的经济胁迫行为。

如果拜登政府想成功地与中国政府竞争，就必须处理中国将贸易武器化的问题。尽管以美国为首的集体对抗集团可能会让全球化的支持者感觉到重商主义气息，但全球化支持者们应该明白：美国带头的对华反击对他们的事业（全球化）来说其实是至关重要的。中国会继续滥用其经济地位，扭曲市场，直到中国被迫停止。因此，集体威慑可能是保持全球经济自由和开放的最佳方式。

野蛮的遗弃

中国的经济胁迫行动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目的是为了打击到最能带来伤害的地方。看看北京在2010年对挪威的所作所为。在一个挪威委员会（译注：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一名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刘晓波）之后，中国政府严格限制了挪威三文鱼的进口。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挪威三文鱼从占据中国三文鱼市场近94%的份额降至仅有37%，这一崩溃使挪威经济在一年内损失了6000万美元。在韩国于2016年同意接纳美国的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后，中国政府迫使总部设在韩国首尔的巨型乐天集团在中国的商店关闭，造成超过7.5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中国同样禁止并随后严格限制赴韩国的团体旅游，使韩国损失了约156亿美元的收入。

如果个别企业或其员工偏离中国的官方立场，中国政府也经常将其作为目标。据《洛杉矶时报》报道：2012年，在北京的鼓励下，中国的“示威者”迫使丰田关闭了在中国的汽车制造厂，以应对尖阁诸岛（中国称为“钓鱼岛”）的紧张局势。

尖阁诸岛由日本实际管理，但北京声称拥有主权（虽然在毛泽东时期并非如此）。2018年，在万豪酒店向其会员发送电子邮件，将香港、澳门、台湾和西藏从中国单列出来之后，北京将万豪官网下线一周。万豪公司表示道歉，并发表公开声明，反对目标为中国的分离主义运动。

同年，北京仅通过向40多家航空公司发送威胁性的信件，就使这些航空公司的网站上取消了将台湾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提法，其中包括美国航空、达美和联合航空。而在2021年，在瑞典时装零售商H&M对新疆的强迫劳动表示关注后，中国官方媒体怂恿公众抵制这家企业。H&M在中国的销售额迅速下降了23%。

公正地说，中国并不是唯一从事经济胁迫的国家。在某些方面，经济胁迫是国际体系的特有现象。政治学家亨利·法雷尔（Henry Farrell ）和亚伯拉罕·纽曼（Abraham Newman）于2020年1月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指出，全球化使许多国家能够利用金融力量来追求政治目的，他们在文中称这种现象为“相互依赖的武器化”。

经济胁迫并不总是负面的。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各国已经将相互依存关系武器化，以针对明显的不良国际行为。例如，西方因乌克兰战争而对俄罗斯进行了全面制裁，以及美国因核扩散而对朝鲜和伊朗进行的金融制裁，都是为了遏制非法和危险的行为。

但中国正在做的事情在规模和种类上都有所不同。美国可能会频繁地发布制裁，但这些制裁都遵循一套明确的程序。华盛顿不会通过如此全面的手段将经济相互依存关系武器化。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自2010年以来，通过煽动民众抵制企业、限制贸易、限制到外国旅游和其他机制，中国进行了123起经济胁迫事件。

除了特朗普政府对美国盟友征收一连串奇怪的关税外，没有其他政府像中国这样如此随意地实施制裁或禁运，而且是以轻微的缘由对其他国家进行惩罚，而不是因为彻底不可接受的国际性行动，例如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比如，外国领导人与达赖喇嘛会面，就与其国家对中国的出口下降有直接关系。

北京对使用这些制裁毫无歉意，不承认经济胁迫违反了全球贸易规范。中国并不担心其行为会引起国内的不满，因为中国政治制度的压制性本质使政府不会受到制约。而且，由于其贸易伙伴对中国的依赖程度高于其他国家，北京通常具有优势。

正如中国驻新西兰大使（王小龙）在2022年警告的那样，“新西兰近三分之一的出口都销往中国，中新紧密的经贸关系不是理所应当的。”

半措施

北京的长期目标是迫使外国政府和企业，在未来的所有行动中预测、尊重和服从中国的利益和立场。这似乎正在发挥作用：

2020年，中国在香港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压制民主时，韩国等主要民主国家保持沉默；2021年，巴西没有将中国电信巨头华为排除在其5G拍卖之外，这是因为担心失去数十亿美元的业务；2019年，在盖璞服装公司（The Gap, Inc）发布了一件没有包括台湾和西藏藏南地区的中国地图的T恤设计后，甚至在北京表态之前，它发表了公开道歉，并从销售列表中删除了这款T恤；在2010年的三文鱼限制之后，挪威国家领导人在达赖喇嘛于2014年访问这个国家时，拒绝与他会面。

而根据包括《大西洋月刊》、《华尔街日报》和关注人权问题的非营利组织美国笔会在内的各种组织的报告和调查，好莱坞公司不会制作对中国有负面影响的电影，因为担心会失去中国市场的票房。

当中国将经济相互依存关系武器化时，北京的明显成功并不意味着各国都会坐视不管。全世界对中国制造业的严重依赖，这促使几乎每个国家都对自己的经济安全变得更加重视。在COVID-19大流行病的早期阶段，口罩和其他个人防护设备的短缺就鲜明地说明了这一点。

例如，日本在2021年10月设立了一个负责经济安全的新内阁职位，并通过立法来保护关键的供应链和技术。2022年春天，在北京的经济胁迫和新冠大流行之后，韩国建立了一个早期预警系统，旨在检测近4000种关键工业材料面临的威胁程度。韩国政府还在总统办公室设立了一个新的经济安全职位。

译注：日本新设立的内阁职位是：内阁府特命担当大臣（经济安全保障担当）

各国在调整贸易方向方面也做得更好。也就是说，当中国对目标国家的商品征收关税或实施贸易禁运时，目标国家会找到替代市场，这一策略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

在整个2020年，中国批准对澳大利亚生产的大麦、煤炭和葡萄酒征收关税，以回应澳大利亚要求对新冠来源进行独立调查的呼吁，这促使了澳大利亚将这些商品转向世界其他地区。

当中国在2010年因领土争端限制向日本出口稀土矿产品时，日本实现了关键矿物来源的多样化，并对日本国内海底勘探进行了更多投资。因此，日本在未来十年内会将其对中国关键矿物的依赖程度从90%降至58%。

各国政府现在正听从拜登的建议，将供应链“转移出中国”和“友岸外包”，将生产的关键要素从中国（或中国能够行使过度影响的地方）转移到各国国内的制造商，或者值得信赖的伙伴经济体。

通过被称为Quad的四方安全对话，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正在为COVID-19疫苗、半导体以及新兴和关键技术，包括与清洁能源相关的技术建立有弹性的供应链。参加拜登政府的印度洋-太平洋经济框架的国家，正在着手建立一个早期预警系统，绘制分析关键的供应链，并使其重要商品的来源多样化。

6月，美国宣布了矿产安全伙伴关系，这是一个与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法国、日本、挪威、韩国、瑞典、英国和欧盟组成的联盟，以保障铜、锂、钴、镍和稀土矿物的供应。日本、韩国、台湾和美国正在考虑建立一个名为Chip 4的联盟，以巩固半导体的供应链。

这些措施都是有用和必要的，但它们并不构成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案。转包和“友岸”托管使各国免受中国对生产链的干扰，但却无法阻止中国的经济胁迫，确保一种产品的供应并不能阻止中国政府切断各国与另一种产品的联系。

事实上，由于担心中国会进行报复，各国对参与此类措施的热情受到了限制。

例如，韩国对加入Chip 4联盟犹豫不决，部分原因是它担心北京会再次禁止其许多消费品，并阻止中国游客进入韩国。供应链的复原力、贸易转移和重新定位，只有从属于为了结束中国经济胁迫行为而制定的大战略才能发挥作用。

翻转剧本

中国对其贸易伙伴实施经济胁迫的傲慢，部分原因是相信目标国不敢以具体行动反击制裁。北京的自信是正确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与中国这样的经济巨头抗衡。

例如，中国占据澳大利亚对外贸易份额的31.4%，在日本占据22.9%，在韩国占据23.9%，在美国占据14.8%，而这些国家分别占中国对外贸易的3.6%、6.1%、6.0%和12.5%。

但是如果这些国家共同合作，或者换句话说，如果建立集体韧性，它们就可以反击。这一战略将翻转剧本。单独看，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美国可能处于劣势，但它们加起来占中国进口额的近30%，超过了中国对其中最大一国的出口总额。

如果再加上加拿大、捷克、法国、德国、立陶宛、蒙古、新西兰、挪威、帕劳、菲律宾、瑞典和英国，统统这些国家都是中国政府过去胁迫过的国家，那么整体就占到中国进口额的39%，而且这些国家都生产中国特别依赖的重要商品。

中国近60%的铁矿石来自澳大利亚，这对中国的钢铁生产至关重要；中国80%以上的推土机和肯塔基蓝草种子（对播种农田很重要）来自美国；中国90%以上的纸板、圆珠笔和养殖珍珠，生产这些最终产品的供应链中的关键物资来自日本；中国80%的威士忌来自英国。

为了建立一个能够阻止中国经济胁迫的集团，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美国必须首先在彼此之间达成协议。前三国政府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重要盟友，这四个国家都是著名的市场民主国家，是印太地区自由政治和经济秩序的核心利益相关者。

承诺联合起来并非没有风险，但所有国家都是中国经济胁迫的主要目标，有强大的动力进行合作。

然后，这四个国家必须评估还有哪些国家有愿意并有能力加入，通过现有的伙伴关系，如印太经济框架来推动该战略。加入的最佳选择是受中国经济胁迫影响最深的其他12个国家。与中国相比，这些国家中的许多国家可能非常弱小。但如果它们与四个主要成员联合起来，它们将享有强大的影响力：就406种货物而言，中国从这16个国家中的某一个国家进口的物品占其所需的70%以上；就其中的171种物品而言，依赖度上升到90%。

立陶宛和帕劳不生产任何这些商品，但它们都是需要保护的前线国家，因此应该欢迎它们加入联盟。四个创始国还可以与欧盟接触，看看它是否有兴趣加入这一努力，因为欧盟目前正在考虑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来对抗北京的胁迫。

这些进口产品的影响远非微不足道。例如，中国对日本114种货物的依赖程度超过70%，贸易额超过62亿美元，对47种货物的依赖程度超过90%，价值超过17亿美元。

中国对美国产品的依赖程度超过70%的有94个项目，总额超过60亿美元，中国对美国生产商依赖程度超过90%的有43个项目，价值超过15亿美元。加起来，所有406种由被胁迫国家生产的“高依赖度”商品对中国的价值超过312亿美元。

数量上的优势

但拥有反击的能力只是战斗的一半。另一半是政治意愿。要使集体抗争能力可信，各国必须愿意在面对中国的激烈抵抗时签署协议。中国可能会使用胡萝卜和大棒的组合，如提供优惠的数字基础设施，以及更多的出口限制，以阻止各国加入，并在它们加入时试图将其剥离。各国将需要建立足够的国内政治支持，以抵御外部压力，并预警和防止乐见联盟支持自身却不实际制裁中国的搭便车行为。

鉴于大多数参与者都是民主国家，这将被证明为很困难。但签约的大国可以采取几个步骤，帮助较小或较穷的国家忍受这种不适。它们可以建立一个集体损失赔偿基金，并提供替代的出口或进口市场，以转移贸易，应对中国的制裁。大国还可以向小国提供明确的保证，即如果中国政府对它们实施制裁，它们不会被抛在一边。

这意味着大国，特别是最初的四个国家，需要划定明确的行动，如果北京欺负任何公约成员，它们将采取限制对中国的重要出口，即使这些步骤对它们来说在经济上是昂贵的。四个组织成员还必须就哪些类型的欺凌会引起回应达成一致。可以由世贸组织裁决的贸易争端，例如中国是否可以在其法院裁决西方技术专利保护，将不符合上述引发门槛。触发因素是中国出于政治目的而采取的胁迫性经济行动。

然而尽管有这些挑战，各国可能会认识到，加入该公约并坚持下去是值得付出短期代价的。他们需要认识到并向其公民解释：最终能够结束中国的经济胁迫行径，才是符合其长期利益的。中国最初可以通过为一种、两种、甚至几种高度依赖性的商品寻找替代供应商，来反击这个新集团。

但如果我们对潜在联盟成员生产的所有406种高依赖性商品普遍征收关税、非关税壁垒或禁运，寻找新供应商的成本可能会使中国政府在采取胁迫行动之前三思而行。最终，中国将不得不停止这种经济胁迫行为，这将为所有集体的参与者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参与国可以确信，中国确实会停止恶劣行为。尽管中国实行专制制度，但事实证明它对供应链障碍相当敏感，中国很少对自身高依赖性的商品进口实施制裁就是证明。北京很高兴切断韩国与中国游客的联系，但它没有制裁三星；因为中国需要该公司的内存芯片。

即使在与台北的紧张关系达到新的高度时，它也没有触及另一个关键的芯片供应商：台积电。在对澳大利亚的所有制裁中，北京从未威胁过澳大利亚的铁矿石，尽管铁矿石出口是澳大利亚最有利可图的出口之一。

如果中国政府不愿意为澳大利亚铁矿石找到这份额高达60%的替代来源，那么中国肯定会对其对外依赖程度超过70%的商品敏感，更不用说依赖程度超过90%的商品。还有40种美国和日本制造的产品，中国对它们的依赖度达到99%或100%。北京不希望失去其中任何一种产品，特别是当中国已经在经济普遍放缓的情况下奋力挣扎之时。

公平和公正

集体韧性的想法可能会困扰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支持者。但集体韧性不是一种贸易战战略；它是一种同行竞争战略。它是防御性的，首先依赖于贸易武器化带来的威慑，而不是实际使用制裁。如果中国不利用其经济实力进行胁迫，那么就没有必要兑现威胁。

这一战略的目标也很明确，范围很窄。其参与者不是为了惩罚中国而惩罚中国；目标不是破坏中国的经济。目标是阻止那些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则、旨在实现与贸易无关的中国政治目标的经济胁迫行为。

根据非营利性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发表的一份分析报告，关于欧盟打击中国胁迫行为的拟议文书，集体韧性甚至可以符合世贸组织规定。中国的经济敌对行为超出了该组织的法律范围，而且世贸组织的规则手册中没有任何内容禁止国家进行自卫。

这并不是说实践经济韧性将永远不需要对中国进行制裁。它很可能这样做，至少在一开始。但政策制定者可以放心地知道：任何制裁，如果结构适当，最终都是为了保护经济的相互依存性。

这一概念可能看起来很矛盾，但有时处理国际关系需要在矛盾中生存。这当然不是美国第一次为保持全球体系的清洁而玩弄肮脏。在冷战期间，华盛顿经常支持非自由主义的做法，以保护自由主义秩序。例如，支持韩国和台湾的反共军事政权，作为对抗附近更残暴的大国的堡垒。

今天，如果西方想阻止北京败坏全球化，可能需要在自由贸易原则上做出妥协。它可能需要具有侵略性。毕竟，成功的防御需要一个良好的进攻，包括在大国竞争之中。